但在那种情况下，已经人人自危。老作家巴金后来的回忆表达了他当时复杂的心情：“在这一届的会上（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始了对所谓‘右派’的批判，不仅在我们的大会小会上，在会场以外，在各个单位，在整个社会中都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反右’运动。”“在会议期间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一方面感谢‘领导’终于没有把我列为右派，让我参加各种‘反右’活动，另一方面又觉得左右界限并不分明。有些人成为反右对象实在冤枉，特别是几个平日跟我往来较多的朋友，他们的见解并不比我更‘右’，可是在批判会上我不敢出来替他们说一句公道话，而且时时担心让人当场揪出来。”这是当时全国许多知识分子心态的真实写照。

傅小石作为江丰、吴作人的得意弟子，自然逃不过这一劫。加上说了胡风、民盟领导人的好话，这样的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

一纸加急电报，将已在成都、重庆、桂林等地体验生活的版画系学生全部召了回来。迎接他们的，是校园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小字报和巨幅标语。

小石不服气，江丰怎么会是右派呢？强调素描基本功就是右派吗？国画学点西画的技巧就是右派吗？晚上，躺在4号宿舍的木板床上，小石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翻身起床写起了反驳文章。

一个早醒的学生去上厕所。经过4号宿舍的窗前，见里面灯光还亮着，推门而入：“傅小石，你在做什么？”

“我在写大字报。我要反驳他们的观点。”

小石刚巧掷下笔，长长地吁了口气，随手抓起桌上一个烤红薯，狼吞虎咽吃了起来。

“傅小石，你一夜没睡？”

“是的。”小石眼睛通红，精神却很亢奋，“你来看看，我写的内容怎样，反击是否有力？”

“哦，不不……”

那同学吓得神色慌张，抽身便跑。

望着同学的背影，小石想，这同学怎么啦，平时在一起吹得乌拉乌拉的，怎么一遇到点事就这样了呢？

小石的反驳没起到丝毫作用，他所在的2号楼4号宿舍共有6名学生几乎全部落网，成为追随江丰的学生右派。

小石作为4号宿舍的“宅主”被定为学生中的“右派小头头！”更有甚者，全院批判大会结束之后，小石所在的班，竟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发现自己成了革命的对象--右派分子。 眼看到手的毕业文凭，一夜之间付之东流。

7、

1958年，大跃进的号角吹起来，在美院头号“大右派”江丰的带领下，傅小石和美院的二十多个右派一起，被发配到河北双桥农场劳动。到了农场，傅小石才知道，当上右派，真成了他的“光荣”，因为，同时发配到双桥农场劳动的右派有上万人之多，其中不乏政要和社会名流，从政府部长到作家，教授，演员，大学生，来自不同职业的“右派分子”们济济一堂。傅小石久仰大名的作家丁玲、剧作家吴祖光等一时也都成了农场的廉价劳动力。

开始，他们的任务是刨坑种树。冬天的北方真个是天寒地冻、哈气成冰。有个笑话，说半夜有人起来小便，等小便尿完走不动了，原来小便已经在空中结了冰，需要拿木棒敲。在冰冻的黄土地上刨坑，犹如在钢板上绣花，一镐下去，啃出一个白色印痕，有时镐头被弹起来，当当响。

小石26岁，正是年轻力壮，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他和冻地飙上了劲，当当当，接连几镐头下去，火星直冒，震得胳膊发麻，虎口开裂，他仍在拼命地刨，一声不吭地刨着，等刨开冻土层，浑身的衣服早已透湿。小石全然不顾，用袖子擦擦脸上的汗，继续向下刨。刨开冻土层后，接下来的土层就好对付了，噗的一声，大铁锨铲下去，一大锨湿土就被铲了上来。小石的干劲让一同劳动的“右派们”傻了眼，经常是别人还在望着冻土发呆，他一个树坑已经完成。

劳动的队伍里大多数是老弱病残和女同胞，平时哪里接触过这种活，干不了一会一个个气喘吁吁，那场面真叫一个“惨”。有个女同学打小在家就娇惯，哪受的了这种苦，手上的血泡连成串，累的瘫在地上，无论管教干部怎么叫喊，她说啥也不动了。小石看不下去，等自己任务完成后，便去帮助那些老人和女同胞。

咚咚，镐头上下飞扬。

“歇歇吧，傅小石，别累坏了身子骨。”老教授们看着小石又是心疼又是赞赏，他们没想到这个平时看上去瘦弱的尖子生还有这么一身蛮力气。

“不要紧。”小石憨厚地笑笑，继续闷声干活。

说实在的，刚刚被打成右派那会，傅小石内心曾有过痛苦的煎熬，这种痛苦，是原先无论如何想象也体会不到的。

头上顶着莫须有的罪名，被同学冷落，被学校抛弃，心中有着无限苦衷，却又无处可讲，无人可诉。那一份巨创般的搅磨，令人几欲癫狂！一年前的秋天，小石和邓家驹等同学到香山秋游，那满眼看不尽的红的山，红的叶，红的树，引起他们对童年时光的回忆，勾起对共同居住过的四川山乡的深深思念，那绿的山、绿的树、绿的溪，绿色的空气仿佛又在他们眼前晃动，他们相约来年暑假重返重庆金刚坡，作一次旧地重游。可是现在，这一切成为奢望。

来到农场后，小石逐步接受了严酷的现实，报纸上连篇累牍刊载批判右派的文章，疑惑中，他甚至觉得自己或许真的犯了错误，所以，真心希望用汗水净化自己的灵魂，洗刷自己的右派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