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傅小石被下放劳动，又因一件“现行反革命案”被莫名其妙的牵连，后以叛国罪被判刑10年，真是祸从天降。

1、

从苏州回到南京，南京的“好派”和“屁派”依然斗得热火朝天。江苏的造反派夺了省委的权，分成两派，一派说“好的很”，一派说“好个屁”。造反派分赃不均，忙着打内战，一时间顾不了那些“牛鬼蛇神”，傅小石倒也乐得清闲，管你什么“好得很”，还是“好个屁”，这和我什么相干？忙着画自己的画吧。只要别来揪我辫子，就是好得很。那时，经常有特大喜讯传来，就是毛主席发表了新的最高指示，不管是白天黑夜，只要最新指示一来，大家都要上街游行庆祝。经常半夜，睡得正香，脸盆敲起来了，当当响。居委会也实在太穷，没有锣鼓，只好拿个破脸盆敲。傅小石晚上画画睡得晚，一上床就呼呼大睡，赖在床上不愿起来，居委会主任扯着嗓子满院喊，傅小石装作没听见，王汝瑜没办法，只好代表他去。

到1968年，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出面，把江苏的两派和军队三支两军代表招到北京谈话，促成了江苏两派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一帮头头急于邀功以示忠诚，“抓革命，促生产”，傅小石的逍遥派当不成了，和一批“牛鬼蛇神”一道被发配到丹阳练湖农场劳动。

作家章品镇恰好和傅小石分在一块。章品镇回忆：

这时，“牛鬼蛇神”的队伍日益膨胀，批斗之余化废为利，为“革命群众”增补斗争热量的重担也落在我们的身上，上镇采购，肩挑船运。当时每人都有个袖套上书罪名，一进镇头就有一群孩子前呼后拥凑过来辨认。见到“走资派”、“叛徒”、“特务”，司空见惯，掉头而去。突然见到个新花样，什么“小爬虫”、“变色龙”之类，则一个个把头伸到臂膀边仔细看个明白，簇拥呼应不肯离去。我们的脸皮早就磨得厚如鞋底，咬紧牙关旁若无人径自走路。所好镇子不大，闹剧很快就能闭幕。

在这支劳动队伍中，我可能是体质最差的一个。小石在劳动时乐于助人，我就在这段时间体验到。他那时是火头军并兼理厨房杂务，滴水成冰的冬夜，四、五点钟就得爬起来，晚饭后总要摸索到10点以后才能上床。他身处阴阳之间，其他的事本可以不管，但每天他估计我们要回来了，就不时走到后门口瞟一瞟，一见我们蹒跚而来，马上放下自己手上事跑来帮助卸货，有时让我坐下来喘一口气，而从不说一句话。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行船上镇运货。三个人，吴君琪善于摇橹，另一位记不起是谁了，与我背纤。船装满刚离镇，突然下起鹅毛大雪来，不一会就到了“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的地步。我们一橹两纤，咬紧牙关顶风负雪，在白茫茫一片混沌之中挣扎。河面的水，借了风力推推挤挤地顶着船头不让走，风也塞住我们的喉咙，不让喘一口气。这条河又特别，每隔十几二十步就有棵不成材的树，而且是卡在河坡上的。因此不但没有了纤道，背纤人遇树还得滑到岸下去，绕过树再手脚并用地爬到岸上。河坡上多的是碎砖、树爪，滑下、爬上，指甲爬出了血花，冬衣里拉出了棉絮。恰好又是逆风，行动一慢不进则退，力量全压在老吴的橹把上。滑、跌、滚、爬，寸步难行。“世上三样苦，打铁、背纤、磨豆腐”，我总算稍稍尝到其中一苦的味道。终于挣扎到住地，气如游丝还可还阳，至于身上，外则雪水已浸入内衣；内则浑身大汗，汗水雪水一片片混合，汗水也就成了冰水。也许是小石去报告了，“革命群众”中的包之风和徐某匆匆赶来（这两位都已过早地去世，看不到我对她们善意的感谢了），忙抱了柴禾到一间空房里生起旺旺的火，叫我们脱下衣服烤火，说是不脱衣服烤，潮气内侵要生病的。等到烤干了衣服，烤热了身体，我穿的暖暖的出房，她们歪歪嘴巴示意我去睡觉。我注意到小石还在代我们卸货。雪还在下，他的冬衣也会湿透，我竟没能战胜自私，自顾自钻到被窝里去了。

傅小石的吃苦耐劳和乐于助人在农场逐渐得到大家认可，他的一位曾一同劳动过的老师对章品镇说：我如果有个女儿，一定把她嫁给傅小石这个右派。不但有才，心地善良，还能吃苦，这样的青年难找。张牙舞爪的造反派谁敢嫁？

傅小石已经逐渐习惯了农场的劳动生活，心想：看样子这辈子像父亲那样当大画家是没指望了，好好劳动吧。当然，长时间不画，心和手都发痒，这时就在厨房拿个烧火棍在地上画。画人物肖像，画劳动场面，悠然自得。谁能想到，这年年底，又来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老人家挥手指方向，知识青年齐响应。这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比五十年代更有声势，大标语刷上了墙，“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南京市的掌权人物干脆趁机把一些市民也大批下放。大部分是小商小贩，个体户，加上一些所谓的“社会危险分子”，监管对象。这才有了后来的“十万下放户”之说，这部分人后来在农村吃尽了苦头，比下放知青还惨。傅小石也在下放之列，省文联的掌权者通知他，卷铺盖离开农场，回南京去准备下放农村。

见到丈夫从农场回来，王汝瑜很是高兴，但一听说要被下放，心顿时凉了半截。1958年的下放，王汝瑜是争着抢着去的，可是这一次，王汝瑜却从心眼里一百个不愿意，当年的那股革命热情早已被现实击碎，在一次次迷惘和失望中丧失。她关起门来对小石说：“广阔天地不假，却是无所作为，农村有些地方穷的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穿，还叫城里人下去跟他们争饭吃。”小石知道农村的苦，叹口气说：“都是受我连累，我跟上面头头说说，非要下放，就我一个人下放，你们娘俩吃不了那个苦。”王汝瑜说：“怕是说不通。”她上街买了煤油灯、萝卜干等，做好了一起下放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