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还早，我和小韵约好在索邦大学附近走走。

索邦大学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始建于1253年，至今已有差不多800年的历史。最早为贵族的神学教育学校，1255年在路易九世的支持下，由一名神父买下，当年开学时只有16名贵族学生，所传授只有神学、医学、哲学以及艺术四门学科。差不多八百年了，索邦的法文教育、神学以及哲学至今仍然保留着全欧洲最高水准，对人文领域的研究与探索在世界级的大学里也屈指可数，是令法国人下巴总高高抬起的那一点底气。因为它的存在，连其所在的拉丁区也充满了浓浓的人文气氛，街角的书店比比皆是、露天二手书摊前也总是人头济济，路上匆匆而过的尽是抱着书本的年轻学生，白发教授也乐意咖啡馆里答疑解惑。

漫步在索邦门前，几座教学主楼并不特别高大，八百多年的老建筑却风貌不改。小韵所申请的语言学校，不过是请了索邦的教授，在附近另外的地方张罗上课，类似今年全世界著名大学都热衷的一些外延服务。索邦本身很小，几乎就是几座古老建筑围起来的小区域，却管理严格--人进人出需要出示证件，谢绝游客参观，即使是本校学生，一旦毕业了也不能随意进出，需要有来访理由才被允许进入。

好在索邦周围有密布的小巷子、咖啡馆、小商店。和小韵边走边聊，又在附近书店里四处张望，不知不觉抬腕一看，才发现已经是午后3点了--急得跳脚，赶紧拖了小韵往友丰钻。

大名鼎鼎的友丰，并不如想象中打眼--在一条巷子中，只有小小不超过50平米的临街一间铺子，朴素的白底招牌，上面写着“友丰书店”。我和小韵一头扎了进去。

收银机后是一位看起来年纪约莫四十的男子，我张口即问：“请问潘先生在吗？”

“小姐，你迟到了1个小时哦！”男子慢吞吞地抬起眼睛来，鼓着肚子吐出来这么一句台湾腔。然后扭转脖子，对着店里扬了一声，“潘先生，客人来了。”

一位个头不高、精神气却很活泼的老先生走出来，笑咪咪地瞅了我一眼。实在是紧张加上羞愧，没等老先生站定，立即一连炮地自我介绍，又解释为什么会迟到，还附带介绍了工作状况……

等我机关枪一样短平快的话蹦完，老先生才慢慢说了一句，我们出去喝杯咖啡吧。说罢便施施然往书店外走。

我虽然有点恍惚，但也知道应该随后跟上前去。

转个街角，一家老旧的咖啡馆，潘先生推门进去。要了三杯咖啡。

“咳，你们年轻人，说话做事都像这样--”他伸手在眼前比划了一下，划出一道弧线：“咻--”，“不要急嘛。坐下来喝杯咖啡慢慢说。有什么想问我的？”

我也顾不上冒失了。因为自己在北京也做一点跟文字相关的工作，所以开始整理思路，一个个问题请教潘先生关于在中文书在法国的出版及市场。

“法国人第一关心的图书类别是文学，他们喜欢读小说。关于中国，我经营友丰几十年了，卖得好的还是传播传统文化的书。”

“所以，他们关注的是传统的东方文化，而不是今天的中国？”

“你可以这么说。”

潘先生的眼神好像有点飘出去，自言自语说：“现在中国大陆的年轻人真是有冲劲。”后面的声音越来越细，“法国，是老欧洲啦……”

“你们现在是往前冲的年纪。就像今天的中国，说话一定要大声；法国人老批评中国人要控制全世界，哪里是呢？就是一个孩子长个儿了，迫不及待要给大家看看。我17岁到法国，生活了四五十年，中国几十年里翻天覆地，这里倒一直是没什么变化，眼看着我也到了该退休的年纪。”

“您要退休啊？那书店不管了？”

“我还要找接班人啊！有公司要买友丰，我一手一脚做起来，又不愿意卖给法国人，儿子对经营出版没什么兴趣，一家人搬到上海去，法国中国两地跑，年轻人有年轻人喜欢做的生意。出版是没什么太大利润的，一做就是一辈子的事。好不好，就是这几年，找到接班人我就退休享清福啦。”

“您丢得开么？”

我这问题大概是问得太不上道了，他笑。“我在索邦学得是佛学。佛经说，放得下。”

聊了一阵子，天色已晚。老先生一时兴起，说：“你刚来巴黎吧？想不想念中国菜？我请你们去13区吃牛肉面吧！”

我和小韵对视一眼，不敢相信老先生如此厚待我们，当即欢天喜地地答应。

潘先生返回店堂收拾，要等到7点书店打烊、他亲自锁上大门才能走。店里客人多，空间狭窄，我们在店外等待他。

早先收银机后面的男子慢慢踱出来，见我们俩站在门口，像龙猫一样用短手挠挠头顶，跟我们说话：“咳！你们两个女孩子，一个电话约了潘先生就迟到一个小时，急急忙忙赶过来，踏进店门就噼里啪啦说话。真是厉害！”

他边说边甩头，好像难以置信一样。我更加羞愧了，嘟囔着不知说什么才好。他又接着说：“亏得潘先生对你们这么好，还请你们喝咖啡呢……”

我赶紧接上话去：“我们等着潘先生，他说还要带我们去吃牛肉面。”

龙猫绕了我们一圈，像是要把我们俩搁到一把大秤上掂量下份量：“看样子老先生今天还真高兴。他平时都不爱搭理人。13区的牛肉面可是好吃哪！”

七点钟，等最后一位客人踏出门，潘先生摸出钥匙，在昏黄的路灯下一层层锁上大门，我想这动作他已经做了几十年。而身后不远处黑森森的建筑是存在了八百年的学堂，路人低语穿梭而过。我们坐上潘先生的车，他一抬手开了车里的音响，期期艾艾唱出来的正是邓丽君的中文老歌。

“跟老袁聊天了？”

“啊？”

“就是跟你们说话那先生，是个老书袋了，在索邦拿了四、五个博士学位。你们大陆的《南方周末》几年前还采访过他。有人就是喜欢念书念一辈子，一辈子对着书就啥也不想了。”

“看不出来呢，真是冒昧了。”

“他只来我这里帮半天。小小一个友丰，待过的奇人怪人多着哪。”他又边摆头边笑，“你们年轻人哪里会知道……”然后善意地关照，“要是以后在巴黎觉得闷，可以到我店里坐坐，跟老袁聊聊天，他有着一肚子见闻。”

潘先生双手松弛地搭在方向盘上，嘴里随着音响轻轻地哼着小调；汽车像鳗鱼一样平稳地游动13区灯红酒绿的街道上，夜色浓浓。这里一片是华人区，也是在巴黎生活多年的老华人慰藉乡愁的地方，一排排中国字招牌的店铺在夜色中飞快往后驶去，一曲终了一曲又响，这次是彭丽媛欢快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那来自喜气洋洋年轻的中国。潘先生絮絮叨叨地念着一些陈年往事，无名小卒、大人物，往来过往在他眼里不过是故事一场；不像新知，倒像是中间离别了好多年、因为年头久远变得生疏的老友。

我想这并非我的特殊待遇，对于一些一生见惯了过客的人，无论新知旧识，只要错身而过说得上三两句话，便是薄酒一杯缘分一轮，像乡下的流水席，自顾自地转动下去。

这是在巴黎，我们都在这流动的盛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