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中国“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留学是我国的大耻。但是这又是落后之国从先进之国汲取新文明的唯一办法，“留学目的，在于植才异国，输入文明，以为吾国造新文明之张本，所谓过渡者是也。留学之目的在于使后来学子可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是故留学之政策，必以不留学为目的。此目的一日不达，则留学之政策一日不得而收效也。”他还认为，中国派遣留学生数十年，而不能达以上目的之万一，实际上是留学政策的失败。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教育方针的失误，不知振兴国内教育，只知派遣留学；之二是留学生志趣卑下，志不在为祖国造新文明，而仅在一己之利禄衣食，急功近利，苟且速成，重实业而轻文科，不讲求祖国文字学术。为了救此弊病，他提出一要慎选留学，二要增设大学，增进国内高等教育。他提出建设和振兴中国高等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说：“久长之计乃在振兴国内之高等教育。是故者以国内高等教育为主，而以留学为宾；当以留学为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之预备，而不当以国内高等教育为留学之预备”，“盖国内大学，乃一国教育学问之中心。无大学，则一国之学问无所折衷，无所归宿，无所附丽，无所继长增高。以国内大学为根本，而以留学为造大学教师之计。以大学为鹄，以留学为矢，矢者所以至鹄之具也。如是，则吾国之教育前途，或尚有万一之希冀耳”。

此后，胡适创办国内大学的思想十分强烈，达到不发不快的地步，多次与人探讨。1915年1月，他同竺可桢等人谈话，呼吁“设国立大学以救今日国中学者无求高等学问之地之失”。同年2月20日，他在与英文教师亚丹的谈话中再一次感受到国家建设大学的重要、中国无着名大学的耻辱。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大发感叹：“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万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第二天，他仍觉意犹未尽，又在日记上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从此，青年胡适立下了终身从事教育以救国家的志向。1916年1月25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适以为今日造（不能亡之）国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并说：“明知树人乃最迂远之图。然近来洞见国事与天下事均非捷径所能为功。七年之病当救三年之艾。倘以三年之艾为迂远而不为，则终亦必望而已矣。”

在1917年2月毕业前夕，通过越洋通信，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上发表了着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携手，高高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民国初年这场史无前例的新文化运动，由此进入高潮。在此后的80年里，“胡适”这个名字一直像一颗耀眼的巨星，闪烁于大陆、港台及海外的星空上。尽管由于种种政治的或其他原因，当时与后来人们对胡适的评价褒贬不一，但谁也不能无视他的存在。平心而论，他无愧为中国新文学开山鼻祖之一。

1917年回国后，胡适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他积极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呼唤民主和科学，大力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因为首倡“新文化运动”而一夜成名，成为中国文学的领袖人物和新文化运动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