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撰写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可谓新文学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明确提出了文学改良的8项内容：“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陈独秀称胡适的这篇文章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1918年，他在《建设新文学革命论》中，又把所谓“八不主义”总结为4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数千年来，中国通用的书面语中没有白话文的合法地位，只有与口语脱节的文言文才算正统。直到五四时期，经胡适的提出及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白话文的运用迅速推广，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书面表述上的支配地位，也开辟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崭新纪元。

五四文学革命前后，胡适还身体力行地投入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实践之中。在文学理论方面，他陆续发表了《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谈新诗》等文章，大力提倡新文学创作，并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了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区别。在引进西方文学作品方面，他翻译了法国都德、莫泊桑及挪威易卜生等名家的部分作品，为国内的新文学创作提供借鉴精品。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从理论上做了有积极意义的探讨，而且还身体力行，一马当先，尝试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发表了他的几首白话诗，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正如他把它们结集时取名《尝试集》所表明的，他为新诗创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尝试”。如下面这两首作品，打破了传统的诗词格律，采用自然音节和自由句式，内容也表达了颠覆传统、反对封建、倡导民主主义及人道主义的思想倾向，像一股扑面春风，给诗歌天地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窗上有所见口占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威权”

“威权”坐在山顶上，

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

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

头颈上的铁索渐渐地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

我们要造反了！”

奴隶们同心合力，

一锄一锄地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

“威权”倒撞下来，活活地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