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先生曾说那时办《新青年》的人很寂寞，“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是“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在同一文中，鲁迅先生还以切身体验写道：“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到了1918年3月，新文化运动的几位先驱者终于耐不住寂寞了，就像奔腾于沙场找不到敌人的战马，独自昂首刨蹄，仰天长啸。因为敌手畏葸不前或曰不屑与之对阵，钱玄同和刘半农设计在《新青年》第4卷第3号上上演一出“双簧”，以诱敌应战，然后好展开围歼。先是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给“《新青年》诸君子”一封反对白话文的长信。在这封信中，钱玄同以旧派的口吻，收集了复古守旧派对新文化运动的种种无知的攻击和引人发笑的责难，行文之乎者也，通篇浓圈密点，洋洋洒洒三千四百余言，黑乎乎一大片，酸腐之气冲天。而刘半农则以“《新青年》记者”的名义，写了一封更长的《答王敬轩》的信，对“王敬轩的信”针锋相对地进行了逐段驳斥，全篇行文用白话，新式标点，有理有据，诙谐活泼，把当时国故家们的丑态描写得活灵活现。比如对反对白话文最烈而极为卫道士们推崇的林纾，钱玄同以“追星”口吻对其盛赞一番：“林先生为当代文豪，善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移译外洋小说。所叙者皆西人之事也，而用笔措词，全是国文风度，使阅者几忘其为西事。”刘半农则把这一段批得体无完肤，他指出林先生所译的小说，若以看“闲书”的眼光去看他，亦尚在不必攻击之列……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便是林先生的着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何以如此呢？因为他所译的书，第一是原稿选择的不精，往往把外国极没有价值的着作，也译了出来，真正的好着作，却未尝或者是没有加以过问。第二是谬误太多，把译本和原本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林先生遇到文笔蹇涩，不能达出原文精奥之处，也信笔删改，闹得笑话百出。第三是林先生之所以能成其为“当代文豪”，先生之所以崇拜林先生，都因为他“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移译外洋小说”，不知这件事实，实在是林先生最大的病根。林先生译书虽多，记者等始终只承认他为“闲书”，而不承认他为有文学意味者，也便是这件事。当知译书与着书不同，着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刘半农还嘲讽了旧派对新文学无知而又不懂装懂的可笑。他针对来信写道：“先生所说‘陀思之小说’，不知是否指敝志所登‘陀思妥耶夫斯奇’之小说而言？如其然也，先生又闹了笑话了。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奇，是此人的姓，在俄文只有一个字，并不指他尊姓是陀，雅篆是思；也不是复姓陀思，大名妥耶夫，表字斯奇。照译名的通例，应该把这‘陀思妥耶夫斯奇’的姓完全写出，或简作‘陀氏’，也还勉强可以；像先生这种横路法，便是林琴南先生，也未必赞成。”

“双簧信”在《新青年》上一发表，当即引起社会的关注，同时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轰动，在旧派文人中也激起了很大的反响，竟然真有人相信“王敬轩”是个真人，并写信给《新青年》向他表示敬意，而对刘半农的回信表示不满，并向《新青年》要求“讨论学理之自由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