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仅仅因为是绍兴同乡，身为教育总长及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似乎格外看得起那个留着小胡子、短发一根根竖起的后学——周树人。1912年，蔡元培被孙中山力荐为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后，便对推荐鲁迅做属员的许寿裳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鲁迅先后被聘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科学、美术馆、博物院、图书馆、音乐会、演艺会等事宜。从此，在蔡元培的提携支持下，鲁迅开始了他14年的公务员生涯，并进入他一生中的创作旺盛期。他的主要作品，多产生于这一时期。可以说，没有蔡元培的提携，鲁迅的人生也许就得改写。倘若“没有沉沦官场的自我省察，没有憔悴京华的人生洞悉，更重要的是，如若没有绝望心情下的魏晋感受，没有勃兴于北京的新文化思潮的托举，没有亦官亦教的双栖经历，就不会有狂人的一声凄厉，又何来《彷徨》的复杂心态，在心灵的废园里将难见疯长的《野草》，更不要提《中国小说史略》。尤其不堪设想的是，文学热情一旦退潮，透支的沙滩上会留下些什么，就怕是什么也不能生长，什么也不可建造”（引自吴海勇着《时为公务员的鲁迅》）。郭沫若也曾说：“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无论在行政隶属关系上，还是在人情世故上，后学鲁迅都有责任、有义务为蔡元培所托效力。既有知遇之恩，鲁迅对蔡元培当然也投桃报李，感戴有加。在致蔡元培的信中，他总是恭敬地称先生，敬问安，末尾署“晚周树人谨上”。所以，当蔡元培到北大上任后，向鲁迅提出要他代为北大设计校徽时，他是欣然应允，并很快完成任务。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虽被刘半农戏称作“哭脸校徽”，但校徽图样交蔡元培后即得到了充分肯定，并未加任何修改就被决定采用了。

其时还处于蛰伏期的鲁迅是抱着对北大的热切期望为北京大学设计校徽的。该北大校徽用的是中国传统的瓦当造型。“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像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纯由三个人字组成的图案，给人以北大以人为本、肩负着开启民智重任的整体印象。再看“北大”两个字又形似一副脊梁骨，象征北大人应成为中华民族民主与进步的脊梁。从三个人的上下叠加，我们还可以联想到大科学家牛顿的话：“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整个徽章用中国传统印章的格式构图，笔锋圆润，笔画均匀合理，排列整齐划一，线条流畅，结构紧凑，简洁明快，蕴涵丰富，透出一种浓厚的书卷气和文人风格。这样一枚北大校徽，我们还可视作五四前夜先他人而觉醒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张扬人的个性与尊严、肯定人的价值与创造精神的充分体现。它以简洁有力、大气磅礴的形式诠释了北大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堪称现代标识史的一枚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