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其“和尚”志趣的，则是周作人原题为《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偶作牛山体》后给林语堂在《人间世》登出来的两首打油诗《知堂五十自寿诗》：

（一）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二）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此两诗登出后，名人奉和的很多，不外是吹捧，后来也引起许多人的批评。在1934年4月至5月间鲁迅给曹聚仁和杨霁云的两封信中，对周作人这两首诗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这里把其中给曹聚仁的信抄录如下：“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慷，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鲁迅书简》出版后，周作人看见鲁迅这两封信，认为“批评最为适当的，乃是鲁迅的两封信”。可见鲁迅的批评，可作周作人两诗的正解。知弟莫如兄，此事也是一段不可多得的士林佳话。

周作人和周树人是同胞兄弟，兄弟俩从小一起玩耍学习，非常亲密融洽。鲁迅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的时候，周作人还在绍兴老屋，他常常买了新书寄回家给弟弟看，对时事有什么看法，也写信与弟弟交流，后来到杭州读书，到东京留学，有了好书又寄往南京水师学堂，因为弟弟已经在那里读书了。再后来他又把弟弟接去东京，等到周作人夫妇在东京的生活仅靠公费不能维持了，鲁迅又回国来谋事，给弟弟补贴。鲁迅是长兄，长兄比父，除了生活上处处照顾周作人，还要帮忙看稿、修改、抄录。周作人自己说：“我在北大教书的讲义，给《新青年》翻译的小说，也是如此，他总叫起草了先给他看一看，又说你要去上课，晚上我给你抄了吧。”《嘎剑生杂记》里有这样一段文字：“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当柔肠欲断，涕不可抑。”人们心目中那个“荷戟独彷徨”的硬汉子鲁迅，想念母亲和弟弟时原来这样的充满柔情。

可就是这样的一对骨肉亲兄弟，最后却闹到彻底决绝的地步。1923年的7月18日，周作人交给鲁迅一封信：“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随后，鲁迅搬出八道湾周宅，住到砖塔胡同。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写道：“……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据说当时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才不致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