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兄弟反目的原因，鲁迅没有留下只字片言，周作人也不想辩解。他曾说：“我常看见人家口头辩解，或写文章，心里总很是怀疑，这恐怕未必有什么益处吧。”在周作人看来，即使能说得清的事，辩解“总难说得好看”，他不想举出那些“隐秘的材料”，让人白白笑话了去。不知道在对外的一致缄默背后，他们兄弟的内心又经历了怎样的情感上的大风暴。有人说，兄弟阋墙的起因是鲁迅对弟媳有大不敬，曾偷看羽太信子洗澡。郑振铎则说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搬弄是非给了他不好的影响。还有说是经济问题所引起的。原因种种，均无可考，也无可考之必要。俗语“清官难断家务事”，谁说得清？

鲁迅与周作人的决绝是中国现代文化学术界的大事，比起二人初时相互配合来看，是好事还是坏事，暂时也说不清。从表面上看，二人分道的种子是家庭琐事所萌发的，但弟兄两位的殊途而不同归，追根溯源，我们同意张中行的看法，即“有个思想深处的距离不容忽视”，二人观照人生的角度迥异。关于世道，兄是用热眼看，因而很快转为义愤；弟是用冷眼看，因而不免有不过尔尔甚至易地皆然的泄气感，想热而热不起来。兄是偏于信的一端，弟是偏于疑的一端，于是南辕北辙，各有所向。周作人在五四前后一阵冲锋陷阵之后，便退回寒斋吃苦茶去了，闲适的路，越走离人群越远，也就近于藏在深山人未识了。由于兄长的道德文章实在太过于伟大，而兄弟的做人又实在有些“硬伤”，以至于在鲁迅的光辉掩映下，周作人就显得黯然失色。

但要真讲北大名师，却就不能不提周作人。虽说鲁迅在北大任教也有多年，然而始终是兼职讲师，而周作人却是全身在北大当教授的，一当就是20年。从成就上说，鲁迅已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师、盟主，但周作人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天地，在有些方面，还足可填补鲁迅的空白。

周作人小事不糊涂大事糊涂，自有公论。但他平时治学做人，却也同胡适一样，是有些儒者风度的。从思想上说，他自己就说过：“我自己承认是属于儒家思想的。”当然，他对儒家思想的内容自有自己的解说。他不仅重“仁”，也重“智”和“勇”，认为王充、李贽、俞正燮三人的“疾虚妄，重情理”的精神，是他随时注意、不敢不勉的理想目标。他生平最推崇蔡元培和钱玄同，认为二人可当现代思想革命的典范。从此可看出周作人为人的“知”和“行”的标准了。周作人治学，在成就上虽没有像胡适那样赞美声响彻云霄的大作，却也有数十本大可一观的东西，而他一生看书之多，用功之勤，也是为内行人所津津乐道的。有心人只要翻《夜读抄》、《知堂回想录》之类看看，就可知道周作人平生所学之广和深了。粗略统计一下，中国典籍（包括诗文、小说及经典等）、外国小说、希腊神话、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生物学、儿童文学、性心理学、医学史和妖术史、乡土研究和民艺（民俗学）、俗剧与玩具（包括民谣和儿谣）、佛经，都是他涉猎和研究的对象。用讥评的话来说，这是“杂”家，用肯定的话说，则是“博”学。周作人精通日语、古希腊语、英语，并曾自学古英语、世界语。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在新文化运动中他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周作人的散文继承了诗经、六朝和晚明文学的内蕴，充满着平淡如水、自然如风的语言色彩，其冲淡平和的散文风格展现出空灵的人生境界，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