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幼渔先生因有一位贤内助，自己便有意无意地在课堂上向学生们透露一些家居琐事，以至到了下次上课时，便有另一班捣乱的女学生提出：“老师，这一班还请给我们讲讲内人的事吧。”弄得老马很是为难，只得嘿嘿一笑，翻开讲义来，模糊过去。

老马虽非老蚌，却也能孕出新珠。他有一个极漂亮聪明的女儿，取名马珏，20世纪30年代也在北大政治系读书，被公推为校花。于是马幼渔先生经常被一些好逑“君子”在背后戏称为“老丈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仅同龄学生追花者成群，据说道貌俨然似周树人者，虽跟老马是同事，于小马是长辈，但心灵深处亦觉着小马十分可爱。中国人一向讲厚道愿为长者讳，笔者自然也不敢妄言。只听说老周小马一对老小来往很有点儿密切，年轻人赠书写信那一套玩艺都不陌生。按说这些事儿应该都属正常交往，可是待到小马结婚嫁人，他们的交往戛然而止，就显得有点儿不太正常了。

马二先生极爱国，抗战时滞留北平，每遇朋友弟子，第一句话总问“听到什么好消息吗”，可惜先生没有来得及等到抗战胜利，便抱憾而去了。

老四马衡是个金石学家、书法篆刻家，字叔平，别署无咎、凡将斋。他早年在南洋公学读书，曾习经史、金石诸学，任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1922年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导师，同时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课。马老四是个命运的宠儿，有幸娶了宁波巨富叶家的小姐。尽管叶小姐看不起他在北大任教职，给他精神上带来些苦恼，但在物质生活上他还是安然享受了的。在北大教授群中，他显得十分阔气，平常总是西装革履，出入有小汽车（胡适买车还在他之后呢）。四先生精于金石，曾着《石鼓文为秦刻石考》，为内行称许。他不但能篆刻，也能鉴定文物，每见膺品，便不客气地说“西贝，西贝”（即假的）。这副神情常被钱玄同模仿取笑。马四先生为人一样有礼貌，亦好谈笑，与钱玄同、周作人等均友善，常聚饮。1924年11月，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马衡参与故宫文物点查。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马衡任古物馆副馆长，后来又荣升为院长，直到1953年病故。

抗战期间，马四先生与故宫博物院同仁一起，为保护国宝，冒着炮火硝烟，不畏艰险、不辞劳苦，带着故宫文物南迁、西运，创造了万余箱文物一件未损的奇迹。

马四先生毕生致力于金石学的研究，上承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考据传统，又注重对文物发掘考古的现场考察，主持过燕下都遗址的发掘，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促进之功，遂使其学术水平领先于时代，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其主要着作有《中国金石学概要》、《凡将斋金石丛稿》等。

老五马鉴，字季明；老七马凖，法号太玄，曾出过家。两位均在大学教过书，只是与北大无缘。老九马廉，字隅卿，着名小说学家，专门研究明清小说与戏曲。他能在鲁迅之后教授北大中国小说史，学力可见不一般。九先生好收藏小说戏曲，所得极多，因为这些小说戏曲以前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把所得称为不登大雅文库。他曾得到一部20回本的《平妖传》，极珍视，于是自号平妖堂主人，又曾得《雨窗集》、《欹枕集》话本二册，为清平山堂刻本，也极喜爱，乃请沈兼士书额云“雨窗欹枕室”，友人也称之为雨窗先生。九先生用功甚勤，着作甚多，但少发表。1935年2月19日，马九先生在北大第一院上课时，突发脑溢血，伏于讲台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