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兼士的学术贡献主要在语言文字领域。他曾经是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员、汉字省体委员会的委员、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委员、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在建立汉语字族学方面，他着有《广韵声系》一书，在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的经验与成果的基础上，将语义与语音结合起来研究，以文字为标音符号，从叙述谐声字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揭示汉语语根与派生词的亲族关系，即建立汉语的字族学。《广韵声系》是其从汉字读音入手研究汉语字族的代表作，而《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庆祝蔡元培先生65岁论文集》，1933年）一文则是其从汉字形体入手研究汉语字族的重要着作。他认为右文说的作用在训诂学上可比较字义，把握语言的变化，而不致拘于汉字的形体，还可探寻语根。他研究右文说，把汉字作为音符，以此将形、音、义联系起来研究并探讨其间的关系，突破了《说文解字》因形取义的陈法。这是对古代语言研究的一大贡献，可启发后人注意对汉语语根之源的探讨，为汉语语源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为了进一步研究音符，他还着有《声训论》，认为义类相通、声类相同是声训成立的主要原因，研究声训义类，可证明古音的分部，也可确立汉语的字族。《广韵异读字研究序》一文则对中国文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一字数音现象和古代有无四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汉语自古就有声调，声调变动是汉语单音节词最容易发生的必然现象，古代字音的声调本来就是流动不居的。他对语言文字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二个倾向：一为意符字之研究，一为音符字之研究。意符之问题有三：曰文字画，曰意符字初期之形音义未尝固定，曰意通换读；音符之问题亦有三：曰右文说之推阐，曰声训，曰一字异读辨。二者要皆为建设汉语字族学之张本。此外，他还着有一些研究具体某个汉字的字族的论文及《段砚斋杂文》等。

第三“沈”是沈士远，他曾任北大的庶务主任，他进北大比较晚，名气也没有前二沈大，但他却是尹默、兼士二人的大哥。

周作人称他人很直爽，有北方人的性格。钱玄同曾形容他说：“譬如有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谈天，渐渐地由正经事谈到不很雅驯的事，这是凡在聚谈的时候常有的现象，他却在这时特别表示一种紧张的神色，仿佛在声明道，现在我们要开始说笑话了！”沈士远在北大有一绰号叫“沈天下”，原因是他最初在北大教预科国文时，讲解十分仔细，仅《庄子？天下篇》，就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完，于是北大同学们便送他这一雅号。

马家兄弟当时在北平的不止两个，而是九个，称“二马”是太嫌少了，应该叫“马家军”才对。九马到后来留存下来的也还有五马。在北大任教的马家兄弟也不止两个，而是三个。他们是老二马幼渔（裕藻）、老四马衡（叔平）和老九马廉（隅卿）。

马幼渔进北大最早，约在民国初年，抗战爆发北大南迁，他是北大的留平教授，抗战没有胜利他就去世了。他早年留日，也是章太炎的弟子之一，在北大国文系教文字学的音韵部分。

在一般人心目中，马幼渔是好好先生，性格平和，对人很谦恭，虽是熟识朋友，也总是称某某先生。他与旧友谈天虽喜诙谐，但自己不善剧谈，只是旁听微笑而已。不过千万不要认为马二先生和蔼便不会发脾气，那就错了。在北大，他的脾气和他的老实是一样有名的。他很容易被激怒，在校评议会上遇见不合理的议论，尤其是一些“正人君子”的小花招，他便要大声叱咤，一点不留面子，与平常的态度截然不同。从这一点看来，他的宽厚并不是无原则的迁就。他律己极严，对人的迁就也仅限于礼让，超过限度，便要晴转多云，甚至下雷阵雨的。例如，在他当北大国文系主任的时候，他家的某个亲戚报考北大。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那人在马幼渔面前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今年国文会出哪类题？”马二先生听了大怒，骂道：“你是混蛋！想叫我告诉你考题吗？”正是因为这点，马二先生被人讽刺说他跟太炎仅学得其糊涂，一点儿不通人情世故。但也许还是因为这一点，每次换届选举，北大国文系教授还是把他这个讲课艺术平平、往往讲得学生昏昏欲睡的平庸者推举为他们的领头羊，做了终身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