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形成，与继承夏、商、周的传统文化也是分不开的。因为任何一种新学说或思想都不能凭空产生，必须要有一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基础。众所周知，我国是文明古国，在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已经历夏、商、周三代，形成了以“六经”为主的传统文化。“六经”就是丰富的思想资料。

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古人虽然没有私人的著作，但古人并没有离开具体的事情而空谈道理，“六经”都是夏、商、西周先王的政治典籍。这是因为古代“学在官府”，而史官是官府里掌管文化知识的人。据《周礼?春官》记载，史官有大(太)史、小史、内史、大夫、士来充当。他们掌管“图书、记载、命令、法式之事。”（《文史通义》卷三《史释》）王国维《观堂集林?释史》认为，周代的“六官之属”，其中掌管文书的官员也称为“史”。可见“史”官的职务就是专门负责“藏书、读书、作书之为事”。

殷周的天子，一言一行都有史官作记录。据《玉藻》记载：天子的行动由左史记录，而言论由右史记录。《大戴礼?盛德》认为，内史居于左，即是左史；太史居于右，即是右史。因为殷周之时以左为尊，所以左史记录行动，右史记录言论。两汉时代，有所变化，因为以右为尊，所以《汉书?艺文志》认为，左史记录言论，而右史记录行动。

殷周之时史官的职权范围相当大，不仅记录天子的言论与行动，而且还主管教育与宗教仪式。《周礼》卷二《春官》明确记载，太史掌管“建邦六典”，即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其中掌管“教典”的职能是“以教邦国，以教官府，以扰(驯)万民”。（《周礼》卷二《春官》）教育也是由史官来负责进行的。

由于当时“学在官府”，因此那时便没有私人的著述。殷周贵族垄断了知识和学问。而知识和学问又和宗教神权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官府里太史、太祝、太卜等官吏，控制了社会的精神生产。这些人就是“王官”。而“王官”大都是史官，许多官都是以史命名。他们垄断学术文化是借神权统治来维持的，因而宗教迷信色彩很浓厚。他们还掌管着祭祀活动和占卜等等。这些活动，特别是祭祀，有严格的规定，反映出等级制度的森严。

“王官”将保存在官府的资料分门别类整理汇编而成的典籍就是“六经”。其中宫廷的和民间搜集的诗歌，就是《诗》；国家的政令、国君的言论记录等档案材料，就是《书》；与卜筮有关的材料，就是《易》；典章制度与各种礼义的材料，就是《礼》；能歌唱的乐谱(已失传)，就是《乐》；历史资料就是《春秋》。“六经”保存了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精华。

“六经”典籍原是“王官”藏于秘图(官府的图书馆)或太史之家的。随着“学在官府”格局的打破，不仅“王官”散入各诸侯国与民间，“六经”典籍也同时散入各诸侯国并流传于民间，从而成为诸子百家所据以创造新学说、新思想的主要和丰富的资料。

在古代，传统文化的保存，往往是以师徒、长幼之间的口耳相传为主要途径。许多民间传说与诗歌，甚至包括历史资料都是这样的。这些都是诸子百家形成其思想的丰富的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