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之所以在先秦时期酿成果实，除了植根于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还与社会上出现一个所谓的“士”阶层密切相关。在春秋战国社会，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士”阶层的大量涌现与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

1．“学在官府”与学术下到民间

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说：“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文史通义》卷三《史释》）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三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周礼》明确规定，那时的学校只允许“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周礼》卷十四《地官》）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论语》卷十八《微子》）记载了王官流落民间的一些情况：“太师挚适齐，五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鼓襄入于海。这里所说的“太师“、“乐师”、“鼓师”、“少师”等都是“王官”，是专门为王室服务的。在动乱中，他们分别逃到齐、楚、蔡、秦等国；有的入居于黄河或汉水之滨，有的则处于海边。这样他们就把本来属于官府的文化传播到民间。正如孔子向郯子学官之后对旁人说：“‘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卷四十八《昭公十七年》）还有另一种使王官散入民间的途径，如《吕氏春秋》卷二《当染》记载，鲁惠公使宰让请周平王派史角到鲁国传授“郊庙之礼，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这是说史角被鲁惠公留在鲁国，史角及其后代便定居于鲁国，成为墨子的老师。史角是西周末年周王室掌管“郊庙之礼”的史官，他被留在鲁国以后，经过数代相传，“郊庙之礼”并没失传，但他的后代已经不是周王室的史宫了，于是“郊庙之礼”便流传于民间。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礼失而求诸野。”（《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这话是有道理的。

随着“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私人办学兴起了。入学条件比西周时大为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论语》卷十五《卫灵公》）即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脩”(一串肉干)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子起来。这些人就是“士”。“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就记载，中牟的地方官壬登(原文误为正登)在一天之内推荐两位学问渊博的人(即“士”)当上了中大夫，并赏赐了田宅。因此，中牟的人纷纷抛弃自己耕种的田地，出卖了房屋与园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即改学文学的人竟多达中牟人数的一半。由此可见，当时弃农为“士”的人数不少。当然“士”的来源还有多种途径，而私人办学的发达，则是最主要的。

2．“养士”之风的盛行与士的活跃

“士”阶层的活跃，还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助“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共长三丈六尺)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韩非子》卷十三《外储说右上》）。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尊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稷下学宫。招徕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大贵族“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还有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有“食客三干”。（《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这些食客都是有一技之长的“士”。

春秋战国诸侯、大夫、贵族的“养士”之风，使“士”受到重视，不仅生活有了保障，而且学术活动有了方便的条件。其中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取得卿相的地位，如吴起、商鞅等。战国?代统治者上层争相礼贤，使得“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孔丛子?居卫》记载:“天下诸侯方俗力争，竟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事则亡之秋也。”这就鼓励了“士”阶层的活跃和大大促进了“士‘阶层的发展。复杂的阶级关系与“士”阶层的活跃。这就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形成的社会与阶级基础。

3．宽容的学术环境

此外，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形成，与各诸侯国宽容的学术政策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稷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干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国对“士”都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尤为突出。田齐政权虽然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在稷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孟子问政，甚至象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后来终于因为彼此政见不合，孟子离开齐国。但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孟子》卷四《公孙丑下》）即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屋和万钟的俸禄。

春秋战国各国诸侯的尊贤礼士，是因为他们要巩固其政权，力求从多方面多角度来总结为政的得失。摸索统治经验，因而对各家各派都“兼而礼之”。韩非曾指出，当时的诸侯，以墨家薄葬短丧为节俭，从而礼之；又以儒家厚葬久丧为孝道，从而礼之。这是“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当时的诸侯．以漆雕轻视爵禄为廉洁，从而礼之；又以鈃荣子(即宋鈃)“见侮不辱”为宽容，从而礼之。这是“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韩非子》卷十九《显学》）《淮南子》卷十三《汜论训》说：“百家殊业，兼务于治”。这句话正好反映了战国诸侯对待诸子百家总的态度。因为这些学说，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都可以进行选择而各取所需。

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者留，不合则去”。“士”就好象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棲”，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稷下学宫位于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闵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稷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春秋战国这种特殊历史环境，对诸子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稷下先生使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错综复杂、异常活跃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