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

面对帕特里克·亨利，只要能让他的生活更好，我和帕特里夏做什么都行。这包括我们尝试学习盲文。人们认为这很重要，同样地，如果家庭中有个失聪的孩子，家里人就应该要学习手语。有人告诉我们说，不能单独依赖学校的课程来教他，也不能只抱着他需要学的态度，和他一起在家里学习是同等重要的。还有像用盲文互相留便条这些实际的问题。我们了解得越多，就越觉得如果我们不学习盲文，就成了粗心大意的家长。

我们从芝加哥哈德利盲人学校的一些材料开始学起，学习ABC字母，即盲文一级基础。这对于他们都很难，但对我和帕特里夏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我们有视觉。我们得知，用眼睛阅读和用触觉阅读，是通过人脑的同一部分实现的，所以当你习惯于看着文字阅读，而要开始尝试只通过触摸来阅读时，你会犯糊涂。帕特里克·亨利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他比我们学得快得多。这个打击有点讽刺，因为我们本应该是一直给他提供帮助的人。

我和帕特里夏努力着，我们互相提醒，没有努力和毅力就干不成大事。于是，我们坚持不懈地学着，却被儿子越落越远，特别是他在启蒙班上跟内蒂·伍尔夫学到了很多之后。她是个很棒的老师，非常适合帕特里克·亨利。随着课程的进展，他学习进步很快，终于把我们俩落在迷茫的荒漠中。那时，我看不出还有什么理由让自己接着受折磨，于是我认输了。帕特里夏坚持的时间长一点，不过那时候什么事都是她比较能坚持。

帕特里克·亨利

我感觉到妈妈不得不去应付那些不够友善的人。人们对我会有些主观臆断。我会听见他们当着我的面说一些事情，就好像我不在场，或是我听不懂他们说的人是我。现在这种情况还会发生，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记得有一次，我跟观众们讲完话后，唱了一首歌，掌声雷动，博得全场喝彩。这时，有个人走过来，就站在我前面，然后他问爸爸：“他多大了？”因为习惯了这种“礼遇”，我的父母已经­可以比较妥善地应对了。他们简单地把话题一转，说道：“让我们问他吧。”

当然，我不知道，但是的确人们有时候会盯着我看，尽管爸爸或妈妈就站在我旁边。但也不是所有的这种遭遇都是讨厌的冒犯。小朋友们有时对我会有不一样的反应，而且有些很滑稽。有一天，我们去看一场球赛，有个小孩走过来，离我特别近；有一阵，我们几乎鼻子贴鼻子了。然后他向后退了一点儿，但仍然盯着我。爸爸忍不住了，正要说点儿什么，那个小孩不假思索地说：“他的头发怎么了？”我和爸爸都笑了。

有时候，会有这种经­历，人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我的残疾。我知道这个世界上万事都有规则，人们会照章办事，但我觉得有时，这种照章办事的情况有点儿太过了。我说过，我喜欢乘坐游乐园的那些惊险飞车项目，但是，这些项目要求你必须具备一定的身高。我做了背部手术之后，知道自己已经­够乘坐那个项目的高度了，它要求至少四十八英寸高，而且，我还是跟爸爸一起乘坐。但当我和爸爸去排队坐过山车时，他们不让我们坐。于是爸爸直接带我到管理处的办公室，想解释一下我的情况，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爸爸态度很坚决。“如果你不相信他够高，我们可以量一下。”他说。

测量我的身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爸爸让我平躺在地上，尽量地把我的身体拉­直。他们拿来个卷尺，从头顶到脚尖，我刚好四十八英寸。这样，他们才允许我上了过山车。

公平地说，我们也遇到了无数和蔼可亲的人，他们就像对其他的人一样对待我。令人欣慰的是，这样的人是大多数：路易斯维尔大学仪仗乐队主任，格雷格·拜恩博士；仪仗乐队的队员们；为我家重新装修的电视节目“改头换面：家庭版”的全体工作人员；邀请我们去演讲和表演的人们；我们出去购物时在商店里遇到的人们；音乐家、老师、医学专家，还有很多。这些人明白，我跟他们更多的是相同，而不是不同。我喜欢被接受，被当做一个有价值的人，而不是一个可怜的人。所以说，下次你见到一个你看着不同的人时，要反过来想想，寻找这个人所有和你相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