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发往北京的电波

地震当天，驻唐山空军4次向北京空军司令部和中央领导报告唐山大地震灾情：

一、清晨5点多钟，用唐山机场地面停放的“运-5”飞机的报话台，向北京报告。

二、7点钟，派出去北京的飞机，在空中用无线电向北京报告。

三、8点钟，随机派出去的刘忽然在南苑机场上用调度室电话报告。

四、9点钟，机长高永发，领航员朱文锳、刘忽然、张宪仁、李玉林在中南海一起向中央领导汇报。

我说的电波，不是从那个电台发出去的， 是从地面上停放着的飞机上发出去的。

当时机场上两架运输机都发动了。“里-2”飞机停放在机窝里的停机坪上，“运-5”飞机是停放在调度楼前面的停机坪上。调 度员于振兴、苏悦林见飞机发动了，前去了解情况，因为没有上级指示，空地勤人员谁也不准自行去启动飞机的。机组说是我让他们到机场准备飞机的，说是可能有任务。

我赶到飞机旁时，于振兴、苏悦林两人正在飞机上与机组通讯员研究：如何给北京空军司令部发一份电报，把唐 山发生地震的消息报告出去。他们二人 起草了一份电报稿，交给机组通讯员，结果通讯员怎么也找不到“地震”两个 字。因为他们平时飞行根本就不用这个词，所使用的都是什么飞行高度、航线、速度、天气、起飞、落地、到达××地点等航行术语，从来不用“地 震”这个词。

后来经过研究，还是通过错词变通着，总算把这份报告唐山大地震的电报发出去了。

这就是1977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伟大的军队，英雄的战士”一文中报道的“于振兴到‘运-5’飞机上，于5点50分与空军领导机关取得了联系，发出了第一份航行预报”，和当时任煤炭部部长的肖寒于1996年6月27日在《中国青年报》回忆文章中所描述的“空军用战斗机向北京发报”，只是机种不同而已。

我当时想，既然用飞机发电的电源发报，自然话台也可以使用了，我就想用话台向空司联系。但又一想，不行，机上使用的是超短波电台（报台是用短波电台），因电台功率太低，无法与地面沟通联系。唯一的办法就是空中有飞机给搭个“桥”，进行 空中转播联系，把电波传到北京去。我向空中试探呼叫，用密语对空中喊：我是唐山，上空是否有经过我区域的飞机， 请回答？连呼叫两遍，结果真的有一架经过我飞行管制区域的飞机，并回答了我。听声音是一架中型飞机，高度在5000米左右。

我用密语询问，该机是从哪里起飞，到哪里落地，执行什么任务？ 机上飞行员回答：是从东北××地起飞，到南方××地方去。执行××任务。

我说：“我这里发生了特大的自然灾害，人员伤亡和损失惨重，情况危急，请求救援，请求救援！因地面通讯中断，无法与上级联系……请转告空军司令部！” 空中飞行员立即呼叫空司并转告了上述内容，但听不到空司的声音，又过了一会儿，空中飞行员告诉我：“空司已经收到了。”我回答：“明白。”这才放心。

我想凭这几句话和一份电报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电报中的电文和对空无线电通话，不能说清详细的受灾情况。

再说，大地震后，肯定各地都向上级报告当地发生了地震的消息。那么究竟地震中心在什么地方，中央还是搞不清楚，还得派人去北京。对，争取时间早一分钟叫飞机起飞。我来到“里-2”飞机旁，机组的人员都在紧张地工作，按照分工在检查飞机。

按平时地面准备需要各种车辆，如冷气车、氧气车、电瓶车，现在都免了，地面人员检查飞机时只好用机上电源，把发动机发动起来。通过发动机的转动，带动发电机发电产生电源，用自身电源检查各液压、冷气、电器系统的工作是否正常。

无线电员还要“校波”，要调整导航台周率；空中机械师还要检查发动机各仪表指示情况，看是否正常；飞行员要检查操作系统是否灵活，飞行能否正常及机身外部完整、轮胎气压等。

“里-2”机组在全机组人员七手八脚的共同努力下，总算把飞机检查好了，可以起飞了。

飞行人员来到塔台起飞线上，待命等待天气变好。派去的两名汇报人员××团副政委刘忽然、军务参谋张宪仁，也和机组一起在焦急地等待起飞。

因为通讯中断，机场上的气象值班员无法与上级气象部门沟通，没有一点外面的气象资料，无法知道航路上的天气，当然也更不知道降落场的气象情况了，因为连我也不知道这架飞机将要到哪个机场去降落，一切都在盲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