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芳说，我没有说不改，是说先改什么后改什么，总不能一锅端吧。如果先改大企业，时间长，单位少，一年下来完不成市里的指标怎么办。

列民急了，他索性在屋里旋了起来，那还改卵，今年年关又过不去了，本来还指望用改制的钞票派用场。他这么说着，一边用眼睛不断地扫我，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讲。

介民说道，实际上也有办法，分两条线，一条线改小企业，抓数量，由工业公司负责，一条线改大企业，抓质量，抓集体资产回收，由财政所负责。这样既完成了上级的任务，又保证各方面得到平衡。

介民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史建国临时离开会议，影响了我的情绪。他总是在关键时候离开，是想回避与这些他昔日的部下的接触，还是不想在我与这些人接触的场合过多地停留呢？我的思想他的影响下无从介入眼前正在论争的主题。再说我刚到这里，两眼一摸黑，也根本无法讲话。但介民的话，无疑从他们杂乱的论争中脱颖而出，让我似乎摸到了一点工作的脉络。

在那时，我就发现在这一群人当中，介民至少是最具有组织能力的人物。可是史建国曾不止一次地提醒过我，要我当心介民，这是一个值得提防的人。坦率得说，从工作角度出发，我今后不得不用这种人。

梅芳挺直了身体，你倒说说看，象那些厂带村的企业怎么改。

那你还是说不能改啰。介民一下子抓住了梅芳话中的漏洞。

梅芳站起来，脸上泛出了红潮，我说不能改的吗？那些大厂，牵牵连连几十年，几十个核算单位，还有几代人的利益，你说改就好改了吗，还有象夕培的厂，是福利企业，每年国家免税几百万，十几年了，多少钱烂在厂里，这个帐就分就好分了吗？说分到谁的袋里就分到谁的袋里了吗？

介民说，分不清怕什么，审计。有帐还怕弄不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