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马德里

1917-1925

大学生公寓

过去，我和父亲一起只去过马德里一次，当时仅逗留了几天。1917年当我为继续求学和父亲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开始真为自己一身乡土习气感到举步维艰。我仔细观察着人们怎么穿着、举止如何，以便模仿。我还记得父亲头戴草帽、挥动手杖在阿尔卡拉大街高谈阔论时，我却把手插进衣袋中，望着别处，好像我不是和他走在一起似的。

我们看过几处传统的马德里食膳公寓，那里每天吃马德里式的鹰嘴豆、土豆、板油，和灌肠煮的菜，有时也加一片猪肉或鸡肉。我母亲甚至都不愿听人谈起把我留在马德里的事，更何况她担心那里存在一些自由放纵的习惯。

最后，多亏了参议员堂，巴尔多洛梅·埃斯台班先生的推荐，我得以登记住进大学生公寓，并在那里一住就是七年。那几年给我留下了极为丰富而有趣的记忆，我可以断定，如果没有在大学生公寓这几年的生活，我的一生将会截然不同。

公寓类似英国式的大学城，单人房间每天收七比塞塔，双人房间四比塞塔。我父母除了付房租外，每周还给我20比塞塔的零用钱，这笔钱已相当可观，而我却从不够花。每次假期回萨拉哥萨时，我都请求母亲托代理人偿付我一学期内所积的欠债，父亲对此事一无所知。

公寓的负责人是堂·阿尔贝托·希梅内斯，他是一位很有学识的马拉加人。在公寓里可以温习任何课程，这里有几间会议室，五个实验室，一个图书馆和几个体育场。学生们能随意留在这里，而且一学期中可以更换课程。

离开萨拉哥萨之前，父亲问我将来想做什么，我当时只想到国外去，我对他说，我最大愿望是成为一名作曲家，并要去巴黎索拉·冈多罗姆学习。父亲断然拒绝。他认为，一种严肃的职业对我来说才是合适的，而所有的人都知道作曲家是会饿死的。

于是我又对他说我热衷于自然科学和昆虫学。“你作个农技师吧”，他劝我。这样我就开始学习农技师学了。不幸的是，我虽然在生物课上拿了第一，数学却一连三个学期不及格。我经常遁入抽象的思维中，尽管一些数学定律时常跃入眼帘，我却不能顺着思路重新解出一道复杂的习题。

我父亲被我这些丢人的分数弄得十分恼火，他让我在萨拉哥萨住了几个月，单独补课。三月份我返回马德里时，公寓已经没有空房间了，我接受了好友奥古斯多·森特诺的兄弟胡安·森特诺的邀请，在他的房间里加了张床，和他一起住了一个月。胡安·森特诺是学医学的，每天很早就出门，每次出去前，要在镜子面前耗不少时间梳头。不过他只梳前面的头发，并不顾脑后的头发乱成一团。这种荒唐的动作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两三个星期之后我开始讨厌他，尽管他帮过我的忙。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憎恶，产生于隐蔽的潜意识之中，让人想起《毁灭天使》中的某个场景。

为了使父亲高兴，我换了专业，开始学习工程师课程，它包括所有技术、机械、电器科目，学制六年。我通过了工业制图和部分数学课程的考试(多亏了那次个别补课)，那年夏天在圣塞巴斯蒂安，我向父亲的两位朋友讨教，一位是阿辛·帕拉西奥斯，著名阿拉伯语专家，另一位是我在萨拉哥萨学院时的老师。我对他们讲了我对数学的反感以及对如此漫长的学制的厌倦和抵触。他们在父亲面前过问了这件事，父亲同意让我继续学习我喜欢的自然科学。

自然博物馆离公寓只有几十米远。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在杰出的伊格纳西奥·玻利瓦尔指导下工作了一年。他是当时世界著名的直翅目昆虫专家。至今我还能一眼认出许多昆虫并说出它们的拉丁文名称。

此后，在从埃纳雷斯到阿尔卡拉的一次远游中，领队亚美利哥·卡斯特罗是历史教学中心的老师，他告诉我有几个国家希望招聘西班牙教师。我很想出国，立刻就报名，但是他们不收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为了占据一个当教师的名额，必须学文学或哲学。

这就决定了我最后一次仓促的旅行。我着手准备哲学硕士学位考试，它包括三种学科：历史、文学和哲学本身。我选择了历史科。

我知道这些细节十分繁琐，但是为了一步步探求一个生命多舛多难的道路，认清从何处起步，走向何处，又怎么可能分清哪些细节无足轻重，哪些必不可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