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还是在大学生公寓的时候，我对体育产生了极大热情。每天早晨我都穿着短裤，光着脚在骑警训练场上跑步，有时甚至踏着霜跑。我组织了学校的田径队，参加过几次校际比赛。我还参加了业余拳击比赛，总共打了两场，一场因对方弃权赢了，另一场由于缺乏拼搏精神，以五个点数告负。说真的，当时我只想着要保护好自己的脸。

我认为任何锻炼都有益，还曾去攀过公寓的正面楼壁。

我一生--也许离死还差点儿--都保持着那时练就的发达肌肉，腹肌尤其结实。有时我甚至还耍点儿杂技，我躺在地上，让朋友们跳到我肚皮上。我的另个专长是赛腕力，一直到岁数很大了，我还在酒吧或餐馆的桌上与人比试过无数次。

在大学生公寓，我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选择。我的生活环境、当时马德里的文学活动，以及我认识的几位杰出的朋友都对这一选择产生过影响。哪一刻决定了我的一生？今天看来也是难以确定。

现在我回忆起那个时代的马德里--与后来的时期相比--是相对平静的。重大事件只有摩洛哥的阿布德·埃一克里姆的起义和1921年西班牙军队在安努亚尔遭受重创，这一年我正好该去服兵役。在此之前，我在公寓里认识了阿布德·埃一克里姆的兄弟，由于这个原因，有人曾想派我去摩洛哥执行一项使命，我拒绝了。

因为爆发了摩洛哥战争，原先允许富裕家庭交纳一定金额减免他们的孩子服兵役的法律，在那一年被终止了。我被分配到一个炮兵团，由于在殖民地战争期间该团战绩显赫，才未被派往摩洛哥。然而没过多久，因形势所迫，上级通知我们：“我们明天出发。”当天夜里，我十分认真地考虑过开小差。有两个朋友这样干了，其中一个后来在巴西当了工程师。

出发令最终取消了，我在马德里服满兵役，其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我能继续与朋友们来往，除了站岗，允许我们夜间出去，可在家睡觉。就这样过了14个月。

当哨兵的那些夜晚我尝到了嫉妒的滋味。在哨兵队里，我们一边盼望别人来换岗，一边合衣而卧，甚至就躺在弹药箱旁边，还要忍受臭虫叮咬。而另一边，军曹们则呆在炉火正旺的屋子里打牌，手里拿着斟满葡萄酒的精美酒杯。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当军曹。

在一生中有几个时期我仅记得一个形象，一种感情或一个印象--我想别人也会有这种感觉--对胡安·森特诺和他不梳理后面头发的憎恶，对军曹们的炉火的嫉妒。

和我的大多数朋友不同的是，除了令人不快的生活条件、寒冷和枯燥无味之外，我对教会和服兵役保留了一些美好的回忆，在军队里我看到并学到了一些在别处学不到的东西。

取得硕士学位之后，在一次音乐会上，我遇到了我的上尉，他只对我说：

“您是个很好的炮兵。”

西班牙有几年处于普里莫·里维拉家族的独裁下，他是长枪党创始人的父亲。与此同时，工人运动、工会、无政府主义运动同时在发展，西班牙共产党也悄悄诞生了。一次，从萨拉哥萨回来时，在火车站听说，就在前一天无政府主义分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了部长委员会主席达托。我上了一辆马车，马车夫在阿尔卡拉大街指给我看枪弹的痕迹。

另一天，我们很高兴地得知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如果我没记错，是由阿斯卡索和杜鲁蒂领导的--暗杀了索尔德维亚·罗梅罗，他是萨拉哥萨的红衣主教，一个令人反感的人物。所有的人都憎恶他，包括我的当牧师的叔叔。那天晚上，我们在大学生公寓里为他的灵魂受到审判干杯庆祝。

此外，我应该说明，那时候我们的政治觉悟还处于僵化状态，尚未开始觉醒。1927-1928年，在宣布成立共和国前夕，我们当中除了三四个人之外，其它人都没感到要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的紧迫性。当时--除了几个例外--我们只是谨慎地注意到最初的几种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杂志，后者使我们读到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文章。

我参加的仅有的几次政治性讨论--也许是马德里当时仅有的--是由马约尔大街“银器咖啡店”俱乐部组织的。

这个团体不仅在文学生活中，而且在马德里的生活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不同专业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从下午3点开始到5点为止，或晚上9点开始，一个团体可以有八至十五个成员，都是男性。直到30年代初各团体中才出现了最早的妇女成员，而团体

的名声也就此受了到了一些影响。

在“银器咖啡馆”聚集了一个政治小团体，我常常能遇见萨姆布兰卡特，他是阿拉贡人，无政府主义者，为诸如《新西班牙》一类的杂志撰稿。他的激进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只要发生什么暗杀事件，第二天警察准找上门把他拘捕，达托遇害后就是这样。

在塞维利亚负责一份无政府主义倾向报纸的桑托拉里亚来马德里时也去参加这个团体的聚会。欧赫尼奥·多尔斯也同样经常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