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我见到过不少这种表现，但多少还有所掩饰的例子，我称之为莫尔希略主义。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点“莫尔希略式”。雷萨热在《吉尔·布拉斯》中通过格拉纳达主教这个奇妙的人物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态度的典型状况。“莫尔希略主义”产生于对夸赞的贪婪的渴望。用尽所有可能的赞美，而后引起批评--一种用常规衡量的批评--，不能说没有一点受虐狂的性质，以此作为掩饰，使不谨慎者理亏辞穷。

那些年马德里新开了几家电影院，吸引着日趋热心的观众。有我们是带着女朋友去影院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在黑暗中靠近她们，这样一来，每部影片都变得精采了，还有些影片是和大学生公寓的朋友们一起去看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比较爱看吸引人的美国喜剧片，如：本·特平、哈罗德·劳埃德、巴斯特·基顿、麦克·塞纳特小组的所有喜剧演员。我们不太喜欢卓别林。

那时电影还只是一种消遣。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过它是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更不要说是一门艺术了。人们只提诗歌、文学和绘画。那时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我能成为电影工作者。

我和其它人一样也写诗。第一首诗刊登在《极端》杂志上(也许是《地干线》)，题目是《配乐曲》，表现了三十种乐器，每一种写了几行或几节诗。戈麦斯，德·拉·塞尔纳向我表示了热烈祝贺。当然他应该从诗中很容易地看出他的影响。

比较而言，我认同的艺术运动是“极端主义”，它力图作艺术表现的急先锋。我们知道达达和高克铎，也很崇拜马里内蒂。那时超现实主义尚未诞生。

我们合作创办的最重要的杂志叫《文学报》，主编是戈麦斯·卡瓦耶洛，它登载过“二七年一代”所有作家的作品及老一辈作家的作品，也接受过一些我们不认识的加泰罗尼亚诗人的创作，还有葡萄牙的，感觉上讲这个国家离我们比印度还远。

我欠希梅内斯，卡瓦耶洛很多情，他今天仍住在马德里。不过我们的友谊因政治问题受到损害。这位《文学报》主编不肯放弃重振西班牙大帝国的希望，服从于法西斯势力。十几年后在内战爆发前夕，当每个人都在选择阵地的时候，我在马德里北站的月台上看见了希梅内斯·卡瓦耶洛，我们擦肩而过没打招呼。

我曾在《文学报》上登过其它诗歌，后来又从巴黎寄去过几篇影评。

与此同时，我继续进行体育活动。-一个叫洛伦萨那的业余拳击冠军把我介绍给伟大的约翰逊，这位黑人像老虎一样帅，曾经好几年夺得世界拳击冠军。据说，他的最后一场比赛有弊，为了钱他让对手赢了。他已退役，和妻子露西亚住在马德里“宫殿”旅馆。看来他的习惯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在许多日子里我清晨出去和约翰逊、洛伦萨那一起锻炼，从“宫殿”一直跑到三四公里以外的赛马场。掰腕子时，我总能赢这位拳击手。

1923年我的父亲去世了。

我收到萨拉哥萨来的电报：“父病危，速归。”我总算赶上见他一面，他很虚弱(死于肺炎)，我告诉他，我已去萨拉哥萨省进行这一地区的昆虫研究。他请求我一定好好照顾母亲，四个小时后他就去世了。

那一夜全家都聚在一起，地方不够用了，卡兰达来的花匠和厨师睡在客厅地板上铺的床垫上。一个女佣帮我给父亲的遗体更衣，为他打好领结。为了给他穿上靴子，我们不得不把靴筒从边上划开。

所有的人都睡了，我独自为父亲守灵。我的表弟何塞·阿莫罗斯从巴塞罗那乘火车要在凌晨1点钟赶到这里。我喝了不少白兰地，坐在床边，仿佛看到父亲在呼吸。我走到阳台上吸一支烟，一边等着去车站接我表弟的汽车回来--那时正值5月，空气中散发着金合欢花的香气--忽然我听到饭厅里有响动，好像是一把椅子撞在墙上。我转过头竟看到父亲站了起来，两手伸向我，脸上带有威胁的表情。这种幻觉--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持续了约十秒钟就消失了。我走进佣人们睡的房间跟他们躺在一起。其实我并不是害怕，我知道那是幻觉，但我不想独自一个人呆着。

第二天举行了葬礼。另一天，我就睡在父亲死去的那张床上。出于提防，我把他的手枪放在枕下--枪很漂亮，柄上镶着金和珍珠--以备一旦有幽灵出现就开枪。不过幽灵没再出现。

父亲的死对我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我的老朋友曼特孔还记得当时没过几天我就穿上了父亲的靴子，我打开他的写字台并开始吸他的哈瓦那雪茄。我已担起一家之主的职责。我母亲当时不过40岁。不久我给自己买了辆“雷诺”车。

如果不是父亲去世，我可能还要在马德里多待些时间。我刚刚获哲学硕士学位，并不打算再读博士。我希望不惜一切走出去，只等待机会。

1925年机会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