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个人每天都去的咖啡馆还只有“丁香园”，旁边是“布勒酒吧”，我们经常去那儿，而且总是化了装去。有天晚上，我扮成修女，化装得妙极了，惟妙惟肖，我涂了唇膏还贴上了假睫毛。我们和几个朋友一起走在蒙巴纳斯大道上，其中有胡安·彼森斯，他扮作修士。当我们看到两个警察走过来时，穿着白色长袍的我不禁哆嗦起来，因为在西班牙搞这种恶作剧要被判五年徒刑。但是那两名警察微笑着停下来，其中一个还亲切地问：“晚上好，嬷嬷，我能帮您做点儿什么？”

西班牙副领事奥尔贝阿曾跟我们去过几次“布勒酒吧”。有一天晚上他向我们要化装服，我就把那件修女穿的长袍脱下来给了他。为预防万一，他在长袍里面套了一身足球运动员的衣服。

在拉斯贝尔道开设一家夜总会的想法吸引着胡安·彼森斯和我。我回到萨拉哥萨向母亲要所需的钱，但她不肯给我。过了不久，彼森斯搬到盖一吕萨克街的西班牙书店对面，去住。战后，他病逝于北京。

在巴黎我理所当然地学会了跳舞。我进了专门的学校。我什么舞都跳，包括哈瓦舞，尽管我讨厌伴奏的手风琴。我还记得一句话：“先跳小步，再来……”全巴黎到处都有手风琴。

我仍喜欢爵士乐，还弹六弦琴。我积攒了至少有60张唱片，这个数字在当时是很可观的。我们去“麦克马洪”饭店听爵士乐，去布洛涅森林的“马德里城堡”跳舞。可是到了晚上，我像一个外国良民一样，去上法语课。

我曾说过，在来巴黎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存在反犹主义。在巴黎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很惊奇。一天有个人向他的几个朋友讲，前一天，他的兄弟走进勒图瓦附近的一家餐馆，当他看到一个犹太人正在用餐，上去就打，一掌把犹太人打倒在地。我问了几个天真的问题，他们含糊地应了几句。就这样，我发现了对于一个西班牙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犹太人问题。

那个时期一些右翼组织，如“国王卖报人”和“青年爱国者”，经常在蒙巴纳斯地区组织袭扰。他们跳下汽车，挥舞着黄色的棒子准备揍那些坐在上等露天咖啡馆的“外国佬”。有两三回我让他们吃过我的拳头。

后来我搬到靠第三区的一间带家具的房子里住，地点在索珀涅广场，那是一个造型为外省样式的幽静的小广场。街上汽车不多，偶尔能看到出租车。所有的男人都戴帽子或贝蕾帽。我的装束很文雅，穿高腰皮鞋，戴圆礼帽。在圣塞巴斯蒂安，出门不戴帽子的人会受到攻击或被叫作鸡奸者。一天我把自己的圆礼帽放在圣·米歇尔路人行道的路边，双脚跳起来踏在上面，算是作最后的告别。

那时我还认识了一个身材窈窕、皮肤黝黑的法国姑娘，她叫丽塔。我是在“塞莱克特”酒吧遇见她的。她有个阿根廷情人，住在德朗布雷街的旅馆里，我始终没见过。我们经常一起出去，去夜总会或看电影，我们的关系也仅限于此。我注意到她对我挺感

兴趣，而我对此当然也不能漠然处之。

为此我回萨拉哥萨去向母亲要钱。我刚到家不久就收到比涅斯的电报，我的朋友告诉我丽塔自杀了。通过司法部门的报告得知，她和她的阿根廷男友之间的事闹得很糟(大概也有我的过错)，我走的那天，他的男朋友看着她走进旅馆，并跟着她走进房间。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最后丽塔掏出她的小手枪向她的情人开枪，随后又把枪口对准了自己。

华金·佩那多和埃尔南多·比涅斯共享一个画室。我到巴黎后一个星期，在那间画室，看见来了三位可爱的姑娘，她们在这个区学习解剖学。

有一个姑娘叫让娜·卢卡尔，我觉得她非常美丽。她是地道的法国北方人，她通过她的女裁缝熟悉了巴黎的西班牙人圈子，她还练艺术体操。在伊莱内，彼巴尔的指导下，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她居然赢得一枚铜牌。

我很快安排好一个“马基雅维里式”的想法--不过，说到还是很单纯的--就是要把这三个姑娘弄到手。在萨拉哥萨的候，一个骑兵中尉曾告诉过我一种烈性春药，叫“尤比那氢酸”，能攻破最顽固的抵御。我向佩那多和比涅斯讲了我的打算：三位姑娘来喝香槟酒，在她们的杯子里滴几滴“尤比那氢酸盐”。我实心实意认为这计划一定行得通，然而比涅斯说，他是天主教徒，绝不参与这样卑劣的勾当。

也就是说，什么事也没发生--只是我从此常与让娜·卢卡尔见面，因为日后她将成为我的妻子，而她现在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