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引用从扇子上抄下的几行(很奇特的)佐拉的诗：

“我期望我的王国能如此

庭前有一条绿色小径

宛如蔷薇编织的摇篮

它有三条茅草那样长”

我到达后不久，在画家马诺罗·安赫雷斯·奥尔蒂斯的位于沃桑赫多里斯街的画室里认识了毕加索，那时他已脱颖而出，名声日盛。尽管他朴实直率、活泼开朗，但我觉得他为人冷漠且有些狂傲，--直到内战期间他对自己的立场作出抉择时，才变得通情达理--不过我们仍然时常见面。他曾送我一幅不大的画，名为“海滩上的女人”，但战争期间丢失了。

据说，当他的朋友阿波利奈尔因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著名的“蒙娜丽莎”被盗案而受到一位警察的传讯时，请毕加索出面作证，他却翻脸说不认识这位诗人，就像圣·彼得拒绝基督一样。

此后的1934年，毕加索的密友、加泰罗尼亚陶艺师阿蒂加斯和一位商人到巴塞罗那看望了画家的母亲，她邀请他们共进午餐。席间这位夫人向他们两个人透露阁楼上有一个盒子，里面装满了毕加索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画。他们请求她拿出来看看，于是他们上到阁楼，打开那只盒子。那位商人开了价，于是做成了一笔交易，他拿走了约三十幅画。

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商人在巴黎的圣．日耳曼·德·普莱美术馆举办了一次展览。毕加索受到邀请出席了开幕式，他看到了那些画，承认它们是自己的手笔并显出很受感动的样子，但这并未影响他离开展厅之后就向警察控告这位商人和陶艺师。后者的照片像个国际诈骗犯一样被登在一份晚报上。

别问我对于画的评价：·我没有。美学从不使我费神，当有的批评家谈到，例如，谈到我的“调色板”时，我不禁哑然失笑。我可不能在展览厅里一呆几个小时，挥手做态，边走边信口开河。有时候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幼稚轻浮让我厌烦。我唯一可说的就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毕加索的“格尔尼卡”那幅画，虽然我曾帮着把它挂起来。他的一切都令我不快，这既包括作品外在的浮夸制作，也包括了绘画所表示的全部政治色彩。阿尔贝蒂和何塞·贝尔加明与我也有同样的反感，我是在不久前才发现的。我们三人想炸毁“格尔尼卡”，可惜我们都老态龙钟，无力跑去放置炸弹了。

我在蒙巴纳斯养成一些习惯，当时那里还没有“拉古波莱”酒吧。我们常去“多姆”、“拉·罗东德”、“塞莱克特”以及当时最有名的夜总会。

那里的十九个画室每年都组织一次舞会，我猜想它一定很奇妙。几个画家朋友告诉过我它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带劲儿的狂欢会，舞会名叫“卡赫扎舞会”，我决定去参加。

我被介绍给了自称为组织者之一的人，他卖给我几张大幅精美而且售价相当昂贵的入场券。我们决定一同前往：其中有一位是来自萨拉哥萨的胡安·彼森斯，还有西班牙大雕塑家何塞·德·格莱夫特和他妻子及一个智利人，他的名字我记不清了--他由女友陪着，当然还有我。那个卖给我票的人建议我们要声称是属于圣·于连画室的。

舞会日期到了。这场欢聚由圣·于连画室在一家餐厅举办的晚宴开始。晚宴上有一个学生站起来小心翼翼地把睾丸托在盘子里在大厅里走了一圈。我在西班牙从未见过这种场面，我被吓坏了。

然后我们前往“瓦格朗大厅”，舞会在那儿举行。一队警察尽力地阻拦着好奇者。在那里我又看到了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一个全身赤裸的女人骑在一个亚述人装束的学生肩上走来，那学生的头遮住她的阴部。他们就这样在人群的喊叫中进了大厅。

我难脱震惊，自问：“我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瓦格朗大厅”的入口处由各画室最强悍的学生守卫着。我们走上前出示了我们的精美入场券，本以为没问题，但他们不让我们进去。有人告诉我们：

“你们被骗了！”

他们就把我们轰到了大街上。那些票成了废纸。

德·格莱夫特勃然大怒，他亮明身份并大吵大闹，他们只好放他和妻子进去。彼森斯，智利人和我则根本不行。那些学生倒很愿意让与智利人同来的身着华丽皮大衣的女人进场，但由于那女人拒绝独自进去，他们便在她大衣后背用柏油画了一个大十字。

就这样，我没能参加世界上最可观的狂欢会，这项传统现在已不复存在。至于里面发生什么事，流传的丑闻很多。教授们，所有被邀请者，只能逗留到午夜十二点。然后，据说是更带劲儿的就开始了。留下来的人，喝得酩酊大醉，还要去协和广场的喷泉跳水，他们直闹到凌晨四五点钟。

两三个星期后，我遇到了那个骗我卖假票的人。他刚染上严重的淋病，拄着根棍子，行走艰难，看他这副模样，我打消了要报复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