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那时电影都是无声的，摄影棚里没有隔音设备。有的--比如埃比奈--墙壁从上到下都镶着玻璃，照明灯和反光板十分刺眼，我们大家都得戴深色镜保护眼睛，避免严重的损害。

爱浦斯坦有点不喜欢我，大概是因为我总爱逗演员们发笑。我对那次拍摄还保留一个奇特的回忆，是在罗莫朗丹遇到了莫里斯·梅特林克，他年事已高，和女秘书与我们同住在一家旅馆里。我们一起喝过咖啡。

拍完《莫普拉》之后，爱浦斯坦筹拍埃德加·爱伦·坡的《阿瑟屋的倒塌》，由让·德比科和阿贝尔·冈斯的妻子扮演主角。他让我作他的第二助理导演。我负责在埃比奈拍摄所需的全部内景。一天，助理导演莫里斯，莫尔洛让我去街角的药店买血红蛋白。药剂师却是个仇外的人，他凭我的口音猜出我是个外国佬，便粗暴地拒绝接待我，而且还骂我。

拍完内景的那天晚上，莫尔洛召集所有的人第二天去车站，因为我们要去多尔多那拍外景，这时爱浦斯坦对我说：“你和摄影师留下一会儿。阿贝尔·冈斯要来为两个姑娘试镜头，我希望你帮他一把。”

我以一贯的鲁莽作风回答说，我是他的助手，跟阿贝尔·冈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喜欢他的电影(其实这话不全对，他拍的在三幅银幕上放映的《拿破仑》给我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还说，我觉得冈斯庸俗。

于是让·爱浦斯坦回答我--尽管事隔很久，可有几句话我仍一字不漏地记得。“你这个小笨蛋怎么敢这样说一位伟大的导演！”接着他说我们的合作了结了，说完他就走了。我没有参加《阿瑟屋的倒塌》的外景拍摄，不过，过了一阵，爱浦斯坦平静了一些，用他的车把我带到巴黎。路上他告诫我说：“小心，我注意到你的超现实主义倾向了，离那些人远点。”

我继续四处拍电影。

在蒙特耶的“信天翁”制片厂，我在拉克尔·梅勒主演的《卡门》中扮演了一个走私犯的小角色，影片导演是雅克·费代尔，我仍然很敬重他。几个月后当我在演员学校工作时，我去看望他的妻子弗朗索瓦兹·罗塞。一个很文雅的白俄姑娘陪我去的，她的名字听起来有点怪，叫阿达·巴西。弗朗索瓦兹·罗塞很亲切地接待了我们，但他没为我们做什么。

佩那多和埃尔南多在《卡门》中也出场了，扮演西班牙不可少的吉他手。在一场戏里，卡门一动不动地坐在桌边，手托着头，她和唐·何塞在一起，费代尔让我在走过时冲她作个放荡的手势，我照办了，可是我的放荡的手势作得有点阿拉贡式，惹得女演员打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让·爱浦斯坦的摄影师阿尔伯特·杜维尔热(他是我的影片《一条安达鲁狗》和《黄金时代》的摄影师)把我介绍给两位导演，埃迪旺和纳尔巴斯，他们正准备和约瑟芬那·贝克拍电影《赤道美人鱼》。这部片子是在弗朗各尔制片厂拍的，我对此的回忆并不十分美好，但也不太坏。那位女明星的任性令我难以忍受。一天我们从早晨九点开始等她，准备拍摄，直到下午五点她才露面，她一摔化妆室的门把自己关在里面就开始砸化妆瓶。有人间，她为何发火，人们说：“她认为自己的狗病了。”

皮埃尔，巴舍夫也参加该影片的演出，当时他站在我旁边。我

“电影里的情节。”

他干巴巴地回答说：

“那是她电影里的，不是我的。”

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有理。后来我们成丁要好的朋友，他也参加了《一条安达鲁狗》的演出。

那时，萨科和凡宰蒂刚刚在美国被暗杀，举世震惊，抗议者整夜占据着巴黎城。我和拍摄影片的一名电工一同去勒托尔，我看到几个人正撒尿浇灭无名战士墓的火炬。商店橱窗被砸，似乎一切都处于动乱之中。出演这部影片的英国女演员告诉我有入朝她住的旅哼的前厅开枪。塞巴斯多珀尔路是最遭殃的地段。十天之后仍在逮捕抢劫嫌疑犯。

在外景开拍之前，我自动放弃了《赤道美人鱼》的摄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