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无论何时，打造偶像都需要技术

每个偶像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所有偶像又都有共同的特质：他们会让人忍不住去模仿。有人说，社会就是模仿。社会的模仿功能就像人类、动物一样是种本能，既然如此，社会就需要一个好的引导者，就如孩子需要一个好的教育环境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在建国初期偌大的国家政府会亲自出马来塑造偶像。因为那时，中国需要属于自己的偶像，中国是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它需要用偶像来灌注属于自己的精气神。

国家的整合不会在“国家成立了”的话语落下之后，就刷的一声实现。新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的制度，多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形成或借助革命建立的。但新中国不一样，新中国是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的，这就让它需要一个非常强劲的政府，来将国家各项事务拉入正轨。这个政府不仅需要解决经济的需要，还必须像火车头拉动火车那样，带动、掌控着经济发展的每一步。这个政府的任务非常繁重，它要将人们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它还要负责指挥生产过程，处理好资源配置的问题。

任务重，所以需要额外多的权力来完成任务。将公共权力尽可能多地集中到政府手上，就成为建国初期的必须。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组织体系，这个体系的触角一直深入到社会基层，中国共产党依靠它来宣传政策，调动民力。中国共产党很擅长走群众路线，它成功地将大量农民吸纳进来，扩充了自己的力量，得以更有力地推动国家建设。如毛泽东、周恩来等政治精英，肩负着让中华民族崛起的使命。他们需要将本不多的社会资源集中起来用在“刀刃”上，不单要让好的政策导向将中国人拧成一股劲儿，还要用强大的意识形态导向激发出中国的潜力。另一方面，要想巩固党的权威，也必须将党的理念升华成整个社会的理念。推广意识形态的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动员过程，物质的匮乏会让人们产生挫败感和失落感，而政治动员则可以振奋起人们的精神，缓解人们在现实中的部分挫伤。

中国共产党尝试着让所有人都把党的目标当作自己的目标，其开始着手让自己的意识形态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意识形态却是个抽象的名词，让所有中国人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专家是不现实的，当时的许多中国人连“意识形态”几个字都不会写。于是，如何让老百姓了解自己所倡导的意识形态，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大难题。

而这个难题，在红色偶像这里解决了。这些红色偶像都是活生生的小人物，他们在现实层面上和老百姓没有距离，他们在思想上又都和共产党息息相通。正所谓“社会就是模仿”，中国人自古就有向典范看齐的习惯，共产党只要将红色偶像树立起来，再宣传出去，告诉人们这些人值得学习，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向这些红色偶像靠拢。如此一来，中国就会迅速成为红色的中国，大家就都会自动朝共产主义的目标努力。

那时的媒体不像现在这样五花八门，但单一也有单一的好处，可以让共产党很方便地控制住信息，可以让人们更清楚地听到共产党的声音。共产党推出的红色偶像，都很容易地被大家记住了。雷锋被新华社报道没多久，就成了妇孺皆知的人物，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像旋风一样迅速被人们熟知。此外，20世纪50年代初，中共中央着手构建一个涵盖全国的宣传网，那数以万计的基层党员就成了党的思想的最好宣传员，他们将一个个红色偶像的事迹、党的思想，传递到中国的各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