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红色偶像背后，都有一个红彤彤的政治世界。

当所有中国人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主义和思想就成为一种“公意”。“公意”需要以权威的、政治和道德都无懈可击的人物来体现出来，以便它能顺利传承下去。20世纪中期的这些红色偶像，不管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有怎样的缺憾，他们都被打造成“权威的，在政治、道德上都无懈可击”的人物，一个神一般的存在。

神和凡人有距离，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红色偶像出身、生活都如此贴近大众，而又会让人感到游离在大众之外的原因。

如雷锋、黄继光等一批英雄气质的红色偶像，是巩固共产党领导的重要力量。就拿雷锋来说，1971年林彪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败露，1973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林彪的党籍，1973年学雷锋的重点就成为“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1976年毛泽东去世，1977年的学雷锋活动一方面强调要永远怀念毛泽东，一方面则要求大家坚定地团结在党的新一代领导人身边。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学雷锋便和市场经济时代的道德建设联系在一起，成为调节社会风气的用具。

和学雷锋一样，对黄继光等英雄人物的学习几十年来也未曾中断过。英雄未必会以救世主的面貌出现，但几乎所有的英雄都具有牺牲精神，都会不约而同地将公众利益或他人利益放在自我利益之上。绝少有人会排斥“为公忘私”的人物，崇拜英雄是人的本能，通过塑造英雄来提升国家的凝聚力，则是一个政府的本能。每个政府都会推出自己的英雄偶像，人们在为崇拜、敬奉这个英雄偶像的同时，也就是在崇拜、敬奉推出这个英雄偶像的政府。“牺牲”是英雄们的通性，“为什么而牺牲”往往会说明英雄的政治性。纵观新中国的英雄偶像，无一不在政治上立场坚定，无一不是国家政府的支持者，无一不是如飞蛾扑火那样执著地为共产主义理想牺牲。而且，这些英雄大多来自军队，军队是国家机器。

政府的力量之源就是民众的拥护，有民众做坚强后盾，政府才好大刀阔斧地展开治国方略。但任何政治力量都不能单凭对民众的强制力管理去实现政治目标，政党必须将它的理念尽可能广泛地散播出去，引导民众自觉地跟着自己走。要散播自己的理念，少不了权威的作用。在党内，政党需要设立权威，将党内成员的主张统摄到一起；在党外，政党希望自己成为权威，其通过强势的宣传，赢得民众认同。毛泽东就是那个时代的权威，很多红色偶像的树立都和毛泽东关系密切，细心的人会发现，学雷锋日，并没有定在雷锋牺牲或出生的日子，而是定在了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日子，即３月５日。

尽管中国经历了漫长而猛烈的革命洗礼，但政党体系在中国运作起来还是不可避免地浸染上人格化的烙印。比如，在很多人的观念里，拥护毛泽东就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与之类似，红色偶像也被立在了神坛之上。今天，人们可以轻松地调侃某个大众偶像的缺点、私生活，而当时却绝少有人这样对待红色偶像。

毛泽东是中国最耀眼，最具号召力的政治偶像，中国人眼里的救世主。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在毛泽东身上寄予了无限的期望。毛泽东的名字甚至一度被拿来和真理等同起来，那个时候的人常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相信和拥护毛主席就是相信和拥护真理”。

不管在什么社会环境下，推出偶像都需要强大的力量，在成为偶像之前，黄继光是个普通的战士，雷锋也只是个 “节约标兵”。偶像需要舆论宣传，中国共产党有强大的宣传网，可以将其瞩意的人物推成偶像，毛泽东又有无与伦比的号召力，那些为毛泽东肯定的偶像都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和今天不同，那个时代的红色偶像是不容拒绝的，谁不接受他们的偶像地位，或没有表露出向他们学习的热情，就很有可能被当作社会异类，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