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斯巴达精神与雅典精神的完美产物

在各类组织中，存在着两种精神，即“斯巴达精神”和“雅典精神”。斯巴达精神指的是强调戒律，文化中渗透着强硬的色彩；而雅典精神则代表着自由、民主与欢乐。

长久以来，很多组织的领导者陷入一种观念误区。他们认为斯巴达精神与雅典精神是分离的，在他们看来，学习军队的管理模式就要学习铁的纪律，而没有柔性的文化成分；若强调民主的文化氛围则会削弱纪律意识，使企业陷入涣散的败局。

实际上，这两者是相辅相成、合二为一的。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够只讲戒律而不谈民主，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够只讲民主而纪律涣散。不论是军队还是企业，都应立志于将组织建设成为斯巴达精神与雅典精神的完美统一体。这一点，军队和企业都有突出的代表者。

西点军校很重视纪律，但是西点不是一天建成的。西点建校之初，纲纪混乱，直到西尔韦纳斯·塞耶任校长时，才开始真正加强纪律。为了纪律，他开除了一位将军之子，就因为这位将军考虑到天气不好，留他儿子在家多住了一晚；还宁可与总统麦迪逊对抗，开除了总统红人的儿子，为此，他辞职了。即便如此，西点军校也不是一个仅仅讲纪律的地方，麦克阿瑟任西点校长时，大力提倡民主精神。废除了那些过时的规章——如学生不准看晨报、不准收邮件等，通过体育比赛、活动等训练学员的团结精神，还亲自为西点的体育歌谱曲。

在企业领域，惠普就是斯巴达精神与雅典精神完美结合的产物。

惠普公司以人性化管理著称，惠普的创始人之一比尔·休利特说：“惠普的政策和措施都是来自于一种信念，就是相信惠普员工都想把工作干好，有所创造。只要给他们提供适当的环境，他们就能够做得更好。”后来，人们把这种信念称为“惠普之道”。“惠普之道”就是关怀和尊重每一个人，时刻维护个人的尊严和价值。

惠普公司对员工尊重和信任的最突出表现，是灵活的上班时间。这种制度最初于1967年在惠普设在德国伯布林根的工厂中实行，继而推广到惠普在全球的所有企业。根据惠普公司的做法，个人可以上午很早来上班，或是上午9点来上班，然后在工作了规定的工时后离去。这样做是为了让员工能按自己个人生活需要来调整工作时间，体现了对员工的充分信任。

如果我们认为惠普之道的内涵只是民主和信任，那就曲解了惠普的文化。惠普文化也有严厉的一面，虽然惠普员工上下班可以不打卡计时，但是，惠普每年都会根据绩效考核的结果对人员进行调整，并且每间隔2～3年进行一次末位淘汰，将不符合惠普标准的员工毫不留情地“剔除”。

惠普不会对自己的制度三令五申，但是，对于违反了惠普的底线的人，结果只能是走人，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2006年，惠普以色列分公司员工涉嫌黑市交易，惠普对此事举行了听证会，并对相关人员做出了勒令离职和经济罚款的处罚。在惠普长期工作的高建华谈到惠普如何防止技术人员离职后带走成果的制度设计时指出，所有员工在进入惠普之时，都必须与惠普签订职业发明协议。在这个协议里明确规定：员工在惠普公司工作期间，不管是上班时间还是业余时间，所发明的与公司业务相关的任何技术、产品，其知识产权都属于公司。不签署这样的协定，就不能够进入惠普。同时，惠普多年来一直严格执行“科研记录本”制度。技术人员所有的发明创造，包括思路等原始素材也必须写在专门的科研记录本上。惠普的制度严格，制度的落实更是一丝不苟，只要违反了制度，无论他的技能对公司的发展有多么重要，都会受到严厉的惩处。

惠普也绝对容不下不诚实的人，一旦发现立刻开除。

几年前，有一个业务水平很高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出差回来报销出租车费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手写的发票)做了手脚，车票上原来的金额是40元钱，那名员工把40元钱改成了140元钱，也许是一时利欲熏心，也许是一时糊涂，不管怎样，这个员工犯了无法饶恕的错误(作假)。

后来那张发票被公司财务人员看出了破绽，经过与出租汽车公司核对，证明了那位员工的确作假了，于是公司财务部门把这件事通报了那名员工的上级经理，同时通报了公司的人力资源部。

那名员工面对自己顶头上司的质问只好承认了，同时非常真诚地希望公司能给他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他表示会用实际行动来报答公司，会加倍努力地工作，毕竟只是100元钱的“小问题”，与他一个月近万元的收入相比，算不了什么。

但是，这名违规员工还是被开除了，虽然他的工作能力很强，少了他公司的业务会受到很大影响，但是这种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纪律就是纪律，这就是惠普。

像惠普这样的企业才算真正将军队的理念融入自己的经营管理中，具有军队般的严明纪律，又能不受窠臼的限制，培养民主欢乐的文化氛围，让员工在工作中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又能够拥有足够的自由和灵活性，这样，才能让工作任务在一片快乐轻松的文化氛围中得到有效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