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斯奈在这一场戏中的表现令人敬佩，让·柯克托对这一场戏有一段精彩的描绘：“你们会看到，为了掩护战友逃跑，弗雷斯奈这位贵族子弟，这个说话生硬但灵魂高尚的人，戴着白手套，吹着长笛，在德国监狱探照灯的灯光下，他就像安托万·华托的油画中幽灵般的牧羊人”。同样是在这一场戏中，被深深打动的斯特劳亨为了不让别人听懂他说的话，就用英语恳求福雷斯奈投降，可最后斯特劳亨不得不向弗雷斯奈开枪。后来，当遭到致命枪击的弗雷斯奈停止呼吸时，我们看到斯特劳亨坐在窗边剪着天竺葵，这是监狱里唯一可见的花。这就是贯穿《大幻灭》始终的若隐若现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与让·加班、马塞尔·达里奥和卡雷特--他们分别代表三种法国人：平民出身的工程师，大家庭出身的犹太人和巴黎演员--之间关系同时展开。虽然我的描述过于简单，但所有这些人物都不落窠臼，像让·雷诺阿期待的那样真实：“在《大幻灭》中，我很关注现实主义。我甚至让加班穿上我复员后一直保存着的那套飞行服。”不过，虽然追求真实，但雷诺阿抛弃了战争片的所有陈旧套路。

越狱前的最后一刻，让·加班提议和皮埃尔·弗雷斯奈以“你”相称，弗雷斯奈告诉他这绝对不行：“我用'您'称呼我的母亲和妻子”。不久后，在雪地里，一贯忠诚而稳重的让·加班向走不动路的达里奥发火了：“你是我的累赘！我从来都无法容忍犹太人，你明白吗？”让·雷诺阿始终坚持他的道德重于心理的方法，拍摄时坚持“天平”原则：为了表现人的内心深处，为了摆脱纪录片这种“最虚假的电影类型”的模式，他一点一点地轮流往天平两端的托盘上增加重量。让·雷诺阿是发明家，安德烈·巴赞发现了这点，而且他对此的描述比谁都精彩：“的确，我要说的是发明，而不是纪录片式的简单复制。在雷诺阿的电影中，细节的准确性既表现在对现实的观察，也表现在想象方面。而且，他总能从现实中挖掘出意义深刻而不落俗套的事实。”（《让·雷诺阿》，安德烈·巴赞著，ChampLibre出版社）

《大幻灭》也标志着让·雷诺阿和于连·卡雷特的首度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卡雷特将成为这部电影的斯加纳雷尔，将继续在《马赛曲》、《衣冠禽兽》（和加班一起），尤其是《游戏规则》（和达里奥一起）中塑造相同的角色。透过卡雷特在雷诺阿电影中塑造的人物，一个爱说爱笑、蹦蹦跳跳、机灵狡猾、生机勃勃的形象，我们不难看出让·雷诺阿在向自己最敬佩的演员致敬，他就是查利·卓别林。对，是夏尔洛，那个靠机智灵活和天真的小诡计甩开追捕者的夏尔洛，那个躲在胖女人身后，在适当的时刻把她推向对手的夏尔洛。正是卡雷特扮演的那个人物--他在剧本中的名字就是“演员”--启发雷诺阿把“演出”融入《大幻灭》和其他电影。如果我们把《大幻灭》分成三部分，那么很明显，中间部分是用来表现演出的，那就是囚犯举行的联欢会。一开始，他们打算取消联欢会，因为他们在排练时听到了德军占领杜奥蒙的消息。但他们还是表演了节目，而且，正是在“演员”表现出众的盛大晚会上，让·加班请大家安静，并宣布法国“夺回杜奥蒙”的消息。接下来就是全片最美好的时刻，一名化妆成“女孩”的英国士兵扔掉假发，解开胸衣，唱起了《马赛曲》。这个擅自主张害得让·加班被关进单人囚室，当他从囚室出来时，德国人再次“占领杜奥蒙”。这些既特别又普通的事件交织在一起，暗示了时间的流逝，战争的没完没了。

在《大幻灭》中，我们找不到一处有关德国的负面评价或细节，电影表现的是战争本身，它就像一门艺术，至少像一项体育运动。面对一个用“这就是战争”来自我辩解的人物，德·波迪厄这样回应：“是的，但我们可以文明地打”。而三十年后，面对《纽约客》杂志记者佩内洛普·吉里亚特的提问，让·雷诺阿不得不回答：“拍摄《大幻灭》时，我反对战争，但支持军队”。

由此可见，让·雷诺阿是一个崇尚自由，提倡宽容的人。然而，虽然《大幻灭》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它处处遭受审查。1937年的威尼斯电影节放映了这部电影，评委会却不敢把“大奖”（最后颁给了杜维尔的《舞会的名册》）颁给它，而想出一个所谓的安慰奖。几个月后，墨索里尼下令禁止该片在意大利上映，而在德国，戈培尔在第一时间下令剪去所有达里奥表示要对犹太人宽容的场景。然而，在1946年的法国，记者乔治·阿尔特曼看到这部影片时却勃然大怒，原因是它宣扬反犹主义。二战过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行的《大幻灭》有各种各样的版本，但都是残缺不全的，只是剪掉的部分有所不同。直到1958年，让·雷诺阿才最终得以使影片恢复原貌。和安德烈·巴赞不同，剪刀手们没有看到“雷诺阿的才华在于，即使他捍卫某个道德真理或社会真理，他也决不会以否定有错的人和他们的理想为代价。不管是观念还是人，他都会给与全部机会”。

1958年，为了选出“十二部全球最佳影片”，布鲁塞尔组织了一次世界范围内的问卷调查，《大幻灭》是唯一入选的法国电影。1940年，让·雷诺阿移民美国时，《大幻灭》是他最好的护照，这是一张享有盛誉的名片，因为这部电影，雷诺阿得以在美国继续他因战争而中断的电影事业：“雨果·巴特勒--曾有人和他说起我，认为我是《大地之光》导演的可能人选--喜欢《大幻灭》，而且他总是乐于接纳我的建议。伟大的《大幻灭》！他给我带来了荣誉，也带来了误会。如果当初我答应拍摄那些虚假的《大幻灭》，我很可能已经发财了。”

在他的整个电影生涯中，与拍摄情境相比，让·雷诺阿对拍摄人物更感兴趣，那些寻找真理却频频在现实中碰壁的人物。让·雷诺阿不直接拍摄观点，而是拍摄持这些观点的男人和女人，不管这些观点是古怪还是可笑，他从来不劝说观众接受或区分它们，他只希望我们尊重它们。

不管是“不可或缺”的警察，还是狂妄自大的艺术家，当一个人坚持认为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代表着某种庄严的形象时，他显得无比可笑，因为他忘记了自己曾是那个睡在摇篮里嗷嗷待哺的婴儿，也忘了自己早晚有一天会成为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老头。

显然，让·雷诺阿一直把镜头对准那个以社会生活的“大幻影”为精神支柱的穷光蛋，那个再普通不过的人。

《电影经典》序巴兰出版社197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