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我伯母就很欣慰，说你公公婆婆对亲妹妹都不炫耀这样的关系，他们这样的表现我真是没想到，非常好。

“她不可能是周恩来的侄女”

婚后，周秉德随着丈夫去了西部，一去就是9年。在陕西西安、贵州遵义，在那生活艰苦的9年里，深知伯父性格的秉德从未要求过伯父将她调回北京。

1974年初，周秉德随丈夫调回北京，当她回到阔别已久的西花厅看望伯伯、七妈时，面对的却是伯伯的质问。

记者：您在贵州遵义的一个山沟生活了多少年？在那儿做什么工作？听说那边的生活是很苦很苦的。

周秉德：那时我随丈夫在三线军事工业的一个工厂的政治处负责，离遵义大概70公里。我在那里生活了三年。那地方确实是非常艰苦，真是吃没吃，喝没喝，房子也很简陋，没有新鲜的肉吃，吃一顿咸肉大家就高兴得不得了。房间没有暖气，也没有炉子，零下10度，12度，冷得不得了，就从北京买了个有烟囱的铁炉过去，自己用点煤做煤球，弄些煤粉自己和一点泥，加上水，用铁揪使劲地搅拌，快黏糊了，然后摊在地上用铲子剁，剁成小方块，晾干了，然后再去烧。一次我还煤气中毒，险些没命！

我们的工作是上午、下午、晚上三段时间。我们的宿舍距离办公室大概有三公里。晚上我们是绝对要去办公室的，孩子吃完晚饭就跟着工人的小孩玩。天晚了人家要睡觉了，可是我们还没有回来，孩子就蹲在楼梯底下的煤堆上等我们。可是有小狗来了，还汪汪叫，他就吓得拿煤块去打。就这样子，五六岁的小孩，非常地艰苦。当时还有些家属就相互议论说：“听说她还是周总理的侄女？不可能吧，不可能，周总理的侄女会跟咱们这些人一样到这么苦的地方来？就是的话，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姓周而已。”

记者：在那里是不是也经常跟伯伯、伯母联系啊？那么艰苦，您从来就没想过通过伯伯的关系调回北京或者是调动一下工作？

周秉德：我经常给他们写信，主要是我给他报告一些情况，但是我深知伯父的一贯作风，肯定不会用他的关系再调到北京来的，所以我根本不可能考虑这条路，这是伯伯一贯的原则。我伯伯一直希望我们这些孩子能在最基层、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工作，过着和普通百姓一样的生活，比如说我妹妹秉建去内蒙古插队，弟弟秉和到延安农村插队，他就很支持很高兴。

我们在遵义工作生活了三年多以后，1973年底就把我们调回西安的原部队了。在西安的原部队，大概也就三四个月的样子，北京的空军学院当时叫空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需要增加一些人，就把我爱人调到北京空军学院了。临走之前，我给我爱人收拾好东西，然后陪他一起跟部队领导去告别。部队领导说：“你们两个一走，什么时候有时间到西安来啊？”我说调令是给他的，没告诉我也可以调回北京，所以我没准备走。当时他们就很奇怪：“你怎么不回北京啊，你在北京找工作不是一句话的事吗？”我告诉他们，我从来不做这样的事。后来他们告诉我：“调他也有你的份啊。”这样我才又回到家，把我爱人第二天的车票退掉，把行李打开，重新收拾我们两个人的东西，跟我爱人一起调回北京。

就是这样回到北京，一去西花厅看我伯父伯母，伯伯就说：“你在外地这么多年，已经八九年了，你怎么回到北京来了？”我说调回来的。“是不是因为我周恩来的关系？”马上就问我这个问题。我伯母在旁边就说：“你别忘了，人家秉德啊不光是你的侄女，人家还是军人家属，人家军人要调动，他是随军调动。”这样才算不再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