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个子高高的，长得也挺英俊，是部队的一个军官，非常文静、腼腆，不随便多说话，但是心里头挺有数的。我的印象很好，后来一起聊天，谈话，我觉得他对一些事情还是很有见解的。这样我们就开始通信。

非常巧，很快他因为工作被调到北京的空军学院，到了北京，我们每个星期都可以见见面，聊聊天了，去颐和园、北海、八达岭，到处转转，感觉挺浪漫的。他各方面都行，政治上、业务上、人品、性格都挺好的，家庭也挺不错。我们越来越觉得谈得来，而且我觉得他也有生活情趣，又挺细心的。

后来我就跟伯母他们说，结果伯伯、伯母对这家人非常了解。沈钧儒老先生是1936年因要求抗日，被蒋介石关押的“七君子”之首，跟共产党合作了几十年，是党的亲密朋友，革命也很坚决，他们的家庭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大家就都首肯了。

我们是新年之前认识的，第二年，也就是1964年的国庆就结婚了。我记得登记了以后去见伯伯、伯母，他去的时候还挺紧张的，心想总理会不会很严肃。后来伯伯一跟他见面，就跟他聊家常，问长问短，他就觉得挺轻松了。

记者：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找到了合适的爱人，恐怕很多人都认为应该好好庆贺一番，应该举办个像样的婚礼吧。您结婚的时候伯父伯母送结婚礼物了吧，他们有没有参加你们的婚礼？

周秉德：结婚时我不想落俗套，不愿意搞仪式，家里也没有宴请客人，就是朋友、亲戚来看一看，认识一下新人，聊聊天，吃点糖、茶、水果什么的，随来随走。

结婚用的有些东西是伯母早就准备好的。东西很多，包括几个床单被面，毛毯，还有毛织的被面，那是国外送来的用细毛线织的，当时是很稀罕的东西，一对蛋青色有着精致的金色菊花的茶杯，是湖南产的。我们两人一直用，后来他们俩去世以后我就把它收起来了，我觉得很珍贵。还给我一个大的重庆玻璃厂做的大糖缸，是紫红色刻花玻璃的，上面刻一个双喜。还有很多零零星星的东西，反正很多。如果她自己有女儿出嫁，我想也就是这样了。婚礼前两天，我自己用自行车驮来的。我婆婆还说，没有见过这样的新娘子，自己用自行车把嫁妆给拉过来。

后来去见我伯伯的时候，他就说，你结婚，七妈给了你那么多东西，可是我给你们什么呢？当时正好在桌上摆着我伯伯和我伯母都非常欣赏的一张照片，那时我伯母自己非常喜欢摄影，自己在庐山含鄱口拍的一张风光照片，她很喜欢，照片拍得挺成功的，在当时的《中国摄影》杂志上也都登过。他们都非常欣赏，就放大成21寸的摆在客厅里。伯父当时就顺手拿起来，说这个送给你吧。

我们两人在结婚的床头一直挂的就是这张我伯伯送给我们的七妈所拍的庐山含鄱口的照片。现在还在我床头，几十年来我都没有改动过。

记者：您七妈对您结婚，应该就像母亲嫁女儿一样，挺高兴的。

周秉德：是。结婚那天，她带着她的秘书张元还有张元的女儿，带了些零零星星的东西，登上三层楼来参加婚礼。婚礼上我爱人的姑姑沈谱，还有她的丈夫范长江和我伯母都是老熟人，过去在白区的时候都是互相认识交往很多的。他们就很奇怪，说：“邓大姐你怎么来了？”我伯母说：“我怎么不能来啊，秉德是恩来和我的侄女啊。”因为我公公婆婆也事先没有讲过我跟伯母的这层关系，他们很吃惊：“哎哟，是您侄女啊，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又多了一层亲戚关系，我们太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