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这个消息我当时还特别高兴，我没想到，他这么忙的人还有机会住院。我一直不知道他得了那么严重的癌症。我想他住院疗养一段，几个月以后，或者一小段时间吧，就能够出来继续战斗了，继续革命了，继续工作了。我总是这么想的，所以当时也不以为然。谈话中，他还专门取出事先准备好的两张照片送给我，是一年前他与七妈分别在大寨虎头山上的彩色照片，我仍未觉察出什么！后来回想，实际上那是伯父跟我作一次告别！

记者：也就是说当时您并不了解伯父的病情？

周秉德：我就不了解，别人也不是都知道的，对于他的病情一直是很保密的，但是后来在社会上有流传，可是流传的人以为我已经知道，也就不必要跟我们讲，所以反而我们就被蒙在鼓里。他住院以后，我要去医院探望，但伯母说，除伯母外的其他人想见他，必须经过“文革”领导小组的批准才可以见。我想我一个小人物，哪敢去惊动、打搅“文革”领导小组呀？！

这样又过了将近一年，1975年的5月20号中午，我接到伯母的电话，说：“秉德啊，我告诉你，你不是想看伯伯吗，他今天下午要回西花厅，你有机会，请个假，你回来看看，好不好？”

当时我正在上班，就请了假，骑了个自行车，从阜外大街一直骑到西花厅。看见伯伯进来的时候，人很瘦很瘦，但是服装仍笔挺整洁，眼睛还是挺有神的。但他人瘦得很，皱纹又增加了很多，头发又白了很多，老年斑也多了好几片，走路也大不如以前那么有力了，但是他兴致还是蛮高的。我们看到他都很高兴，一块聊聊天，聊到最后，我就说：“伯伯，我跟你一块照张相吧。”我伯伯说：“你看有这么多的叔叔、秘书、医务人员都在这儿，咱们改天吧。”

我非常遗憾，至今一直没有跟伯伯拍上这张最后的照片。

后来不到一个月，6月15号，我伯母又打电话说今天伯伯又要回来了，我们可以到西花厅看他。

当时是礼拜天，我正在给我爱人的一个几十年没见面的老同学做饭，一块聊聊天什么的。我一想，不到一个月他又可以回家，那以后回家的机会肯定很多，因此我就说，下次去吧，就没去。没想到这成了我终生最悔恨的事，我再也没有见过伯伯！真的，我从来就没想到伯伯会回不来！后来我有很长时间不敢想这件事，只要一想，后悔、自责、内疚的心情就无法控制。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世界为之震动。130多个国家和政党领导人先后发来唁电、唁函，向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表示深切的悼念，对周恩来为中国、为世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作出高度评价。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由会议主席提议，全体代表起立，为周恩来默哀。联合国大厦下半旗志哀。当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是别的国家都是国家元首才可以降半旗，他只是一个国家的总理，怎么可以给他降半旗呢？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就说，如果哪一位总理也像周恩来这样，做了26年的国家总理，一生只有一个夫人，他在国外没有一分钱的存款。如果哪一个总理做到这一步，我们都可以给他降半旗。

1976年1月9日凌晨，出差在上海的周秉德忽然听到了广播里的哀乐，他亲爱的伯伯去世了，这个毫无征兆、毫无预料的噩耗犹如晴天中的一个霹雳，几乎使她当即晕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