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们在朱老总那儿住了多长时间？

刘铮：住了有两三年的时间，到我那个大孩子两三岁的时候。

记者：后来朱阿姨是不是在北师大分到一间很小的屋子？

刘铮：是，因为当时呢，老人家也讲过，你们在哪里工作还应该搬到哪里，这样你们能够自力更生，不要依靠别人，要靠自己。

记者：那个房子怎么样，能给我们描述描述吗？

刘铮：那个家很简单，一个柜子，一张桌子，一张床，一把椅子，那个时候还是比较简单的。后来又给了一个两间一套的，一个单间，一个卧室，当时没有什么重要的家具，有一张桌子，一张双人床，那时候是木板床，单独一个立柜，然后就是炊具啊什么的。那时候就是感觉不错啊，困难还不少，我们两个，那个时候孩子还没有跟我们，老人家就说你们现在还很难把孩子带起来，孩子留在我这儿，我给你们管，你们不要牵挂，你们好好做你们的事。

“我始终牢记爹爹对我说过的话：‘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所从事的正是培养人才的工作，这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爹爹对你的期望。’”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老人家本来活100岁没问题

戎马一生的朱德具有严格的时间观念，每次接见外宾，他总是提前二三十分钟到达。但没想到，这个习惯最终带来的后果竟成为后人的终生遗憾。

记者：您在外交部工作的时候，朱老总经常去会见外国元首啊什么的，所以您与他有很多接触的机会，据说，他是一个非常守时的人。

刘铮：对。因为我在外交部礼宾司待过一段时间，对礼节上的情况我还是比较精通的。老人家参加活动比较多，一般都很准时，提前出发，提前到。我当时考虑，外交活动准时就行，但是有的时候通过我们组织安排老人家跟外国元首会见，老人家去得太早，起码提前半小时，没有必要，时间都浪费了。

记者：后来您还给他提过建议？

刘铮：我也不是给老人家建议，是给主管秘书，我说提前几分钟到就没问题了，去得那么早，在那儿待着没事，也很尴尬。

记者：哦，因为他的日程是秘书安排的。后来老总知道后是什么态度？

刘铮：他的主管秘书就采纳了我的建议。结果就有一次，老人家也并没迟到，可是外宾呢去得比较早，差不多提前十几分钟外宾就到了，结果老人家走在后边，那次老人家回去以后就发脾气，但是没有跟我发脾气，他不知道是我出的主意，结果跟秘书发脾气，不过秘书也没有说是我出的馊主意。但是秘书受到了老人家的批评。老人家做事情非常周到，宁可委屈自己，不愿怠慢客人。

记者：我曾经听到过一个说法，说1976年老总去世跟他这个习惯有直接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铮：1976年，在人民大会堂，那次老人大概提前40多分钟就到了，那时候大会堂空调温度都是非常低的，那一次一下子感冒了，时间太长了。后来因为感冒引起肺炎、哮喘，老人家也有糖尿病，长时间的糖尿病，20多年了，后来饮食也不行，到最后是尿中毒，在这种情况下去世了。那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记者：您是不是后悔自己没有坚持劝他，假如他去得晚一点，也许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