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城市化进程是持续创造需求的力量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这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供需失衡的大历史背景。早期的农民工很多都已经掌握了一项技术，笔者认识一位80后的农民工，来自湖南的小周已经成为广告公司的老总，年利润已经超过200万元。

“种地没什么出息，只能填饱肚皮。再说，现在都已经机械化了，家里那几亩地根本不需要几个人就能搞定，我们在家里不是浪费吗？”一位农民工这样解释自己不愿回家种地的原因。事实上，在笔者和几位80后甚至90后的年轻农民工聊天时发现，小周都已经成为他们的目标。

“能够在上海学习一门技术，攒点钱，自己做生意。”“在工厂打工太累了，工资还很低”，这是他们常说的话。他们要么渴望自己成为技术工人，要么渴望成为一个小老板，开个夫妻店，等等。

农民工二代不愿种地，已经成为事实。广州市公安局2010年初对9万名流动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80后、90后农民工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不会种地了。他们从小学或者初中毕业后就直接来到珠三角城市的工厂打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拥有更开阔的视野，会上网，会追求新潮，也更看重精神需求。

事实上，城市化不仅仅是工业化和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的需要，也是农民市民化的迫切需要。

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我们所指的城镇化，尤指农村“城镇化”，即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为依托，实现农村人口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职业转换，居住地由农村区域向城镇区域（主要为农村小城镇）迁移的空间聚集过程。从最早的“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模式，到2001年城镇化的首次提出，再到最近又提出的放宽农村户口转城镇户口条件的城镇化措施，实际上都体现出我国提倡的城镇化主要是农村的城镇化。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中国城乡差别也在扩大。城市和农村居民一个重大的差异就是福利待遇的差异，以前中国农民几乎自己养老、自己掏钱看病，福利远远落后于城市，而城市居民虽然在福利上好得多，但生活成本也在剧增，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内需很多年来都一蹶不振。现在这种情形正在改变，改变我们过去主要依赖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径，走内外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径。小城镇化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关键跳板，中国大城市已经人满为患，而发展小城市需要放开户籍管制制度。

区域发展严重失衡也成了中国经济的心腹大患，因为区域经济不平衡，就难以给中国制造一个很好的全国性的市场，这也是内需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区域经济严重失衡的一个感性的场景是中国式春运，这是每年一次让管理层头疼也让百姓心酸的一个短期迁徙。由于区域经济的失衡，我们国家不得不多次强调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2009年国家密集批准了多个经济开发区，都是希望通过开发区建设加快区域的发展，而这些区域的发展，能够使我们经济发展的列车以更加平稳的方式前进。

城市化大浪潮在21世纪的中国正在展开，城市的扩张也在高速运转，如果城市化略微慢了，这些农民工就很难觅得一席之地。农民工要么就地转化为市民，要么回到家乡的小城成家立业。而作为新生代的农民工，已经逐步失去了前几代农民工那种吃苦耐劳的优势。一些城市的犯罪正在年轻化，广州市公安局就指出，一些盲目流入的外来人员也有可能会因生活所迫走上偷、盗、抢等违法犯罪道路，带来治安方面的压力。

还有一群人，被称为“无地农民工”，因为各种历史原因失去或者甚至没有土地。媒体曾举了一个例子：22岁的农民工魏雪侠现在上海市一家鞋厂打工。虽然她的户籍仍在安徽界首市田营镇魏窑村，但在老家却没有土地。村里20世纪90年代初最后一次土地调整时，她家因计划外生育人口且未缴足计划生育罚款，没能分到土地。很多像魏雪侠一样的新生代农民工都面临着这样的尴尬：作为农民，她没有土地作为基本的生产资料；而作为工人，她被鞋厂永久接纳的可能性也很小。据阜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汝天彬粗略估计，阜阳市228万外出农民工中有“无地农民工”60万人，估计今后每年有10万没有土地的新增劳动力进入社会。

这就是现实，这些农民工不是农民，但也不是城市人，游走于体制的两端。正名的任务可能正在进行，既然很多农民工的本业不是农民，是否因为其父亲是农民他就该是农民呢？农民工作为一个折中的词，显然让人感到不满，因为现在这个词已经被一些人理解得不那么光彩了。事实上，农民工属于两栖类的人群，家里的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因为他们没有完善的保障体系，但他们确实属于城市，或者属于工业化的工厂一员，已经不属于泥田里种地的农民了。

城市化之所以难以避免，很重要的是低产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要素是不可避免的。农业的价值链比较短，而且，在以前没有货币化之前，很多东西都是自给自足的，根本不需要交易和市场，而随着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就自动运转起来，越来越深化。市场的深化也越来越促进分工的深化和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据统计，在2.25亿农民工中，只有0.75亿人选择就近工作，而大部分选择外出就业，外出的目的无非是追求更高的薪酬和更好的公共服务。外出农民工以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37.9%，建筑业占18.3%。从过去15年国家对不同区域的投入与人口流向特征之间的关系看，发现尽管东部沿海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全国的占比已经从1995年的58%降至2009年的42%，而东北及中西部地区投资占比则从42%上升至58%，却未能改变人口向东流的总趋势，这说明制造业的重心还是在东部，东部的薪酬高于中西部的原因在于投资效益高于后者。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面积只有国土面积的1/5，却创造了一半以上的GDP。所以，尽管我们也可以在沙漠中搞城镇化，在高原上修建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但是代价却是巨大的，缺少人住的城镇与缺少车通行的高速都是失败的投资。

随着城市化的进行，农民不愿意回到农村，这是很正常的心理，他们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正像城里人不愿意到农村生活一样，不能强迫，只能不断地引导，增加农业价值链的长度。另一方面，更要促进小城镇化，这个小城镇化应当在国家的主导下进行，小城镇化事实上能够腾出更多的荒村来耕地，因为城镇化本来就是人口集中化的过程，人口不集中也没有什么商机，这个小城镇也不会兴旺发达。

城市化进程将是长期可预见的事实，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农村人口将会形成对住房的需求，他们将构成对住房需求的一个持续稳定的力量，如何满足好他们的需求，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