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公这才提起精神来，问商鞅该如何来做。商鞅先是说了自己的法家主张，然后要权力。他希望自己能全权负责整顿秦国政治、经济等等一系列措施。孝公点头，任命他为大良造，相当于宰相，全权负责变法事宜。

但是，任何一场对传统进行颠覆的变法都会受到阻力，商鞅在各种各样的阻力面前并没有退缩，他还为自己寻找心灵龟汤：怀疑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就不能成就功名；怀疑自己所做之事是否妥当，就不能建立业绩；才干出众的人，总是遭到世俗的诽难；有独到见解的人，必然遭到一些人的诽谤；愚笨的人对于已经成功的事情，他都不知道是怎样成功的；聪明智慧的人，在事情还在萌芽阶段时，他就察觉了；不能和无知的人商量如何开创新局面的计划，只可与他们坐享其成；创造新的理论，不能迎合旧的习俗；夺取天下的人，不与平庸之辈共同谋划；圣明的君主之所以能够强国，是因为不按老习惯办事，他之所以能够使人民富裕，是因为他不遵循老规章制度。

这段话可以看做是商鞅的变法宣言，秦孝公对此深表赞同。虽然秦国内反对变法的声音非常强，但是没有行动，一切都等于是空话。

商鞅的变法内容主要有如下几项：第一是实现乡邑的合并，全国建立三十一个县，每县设县令。第二，废除井田制，准许买卖土地。第三，等级与奖励制度。第四，也是最让后人争议的“什伍连坐法”。

该法规定，“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就等于是把“告奸”制度化、严密化。而这种制度是建立在里保户籍制基础上的，户籍制从商鞅始，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继承这一制度。有了户籍制，秦国百姓就都在国家的严密监视之下。在商鞅看来，“人性恶”，特点就是“好利恶害”，具体表现为“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以此为出发点，商鞅认为人与人只有利害关系，为了自己的利，人人不惜铤而走险危害他人。君主实际上时时处于奸民与奸臣的包围之中。那么身为一国首脑该如何保身呢？告奸和连坐制度应该是一个方法。可见，商鞅的思路是，只要是人，就是坏的。他们在心中藏了很多秘密。这些秘密对国家是危险的，国王和他都不是神，不可能知道这些人的秘密，所以，必须要有告密者。于是，商鞅把告密写进国家法律，并特别提倡亲人之间的“告奸”。

在今人的理解中，“奸”是一些坏事，比如杀人越货、贪污腐化这种被人类道德和法律所公认之奸，这些“奸”是必须要告的，不告才是不道德。秦国每个百姓都有这种义务，但是，商鞅所谓的“奸”却不是这样。

比如，有人认为酷刑太重，这是事实。如果有人告密，商鞅就会将说这话的人处以更严厉的刑罚。也就是说，商鞅所谓的“奸”是完全跟君主和统治阶层的利益相抵触的。秦国的百姓要是碰到这种奸人奸事，就有互相告发的义务。如果你知道“奸”而不告发，有人告发了这件事，你也要受到处罚。所以，整个秦国上下就成了一个告密集中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告密，可你不告密，有人抢在你前面告，你就要倒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