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生存，每个百姓必须要拿出十二分的精神来探听“奸”人“奸”事，包括自己的亲人。而你一旦告密，你得到的奖赏将是一个农夫十年劳动才能赚得来的钱，而且还有别的好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做妻子的告发了丈夫，那么妻子的财产可以不被没收，只没收老公的财产。与后来几个朝代的抄家规定相比，这一法律条文就人性化很多，夫妻之间的财产是分开来算的。

商鞅所鼓励的这种告密，连商鞅自己都认为非常不高尚。但是，在他看来，秦国想要变成一个强国，就必须如此。因为只有鼓励互相告密，才能使君主知道天下一切事，那么，君主就可以拱手无为，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从这一点而言，商鞅的思路很可能是，让百姓来互相治理，而国家只作为裁判与执行刑罚的身份出现。

在告密法实施不久后，秦国的民风就变得非常古怪了。父子见面，如果没有什么事情从来都不说话；婆婆和媳妇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媳妇可以对婆婆大声叫骂??

总之，用西汉贾谊的话来讲，秦国已经成了一个无礼无仁的国家。也正是这样一个无礼无仁的国家通过告密这一手段达到了“全民自治”，所有人都谨小慎微，一切有害于国王和国家的举动都被检举出来，从而让秦国一跃而成为战国时期的一大强国。

作为把告密写进法律的第一个人，商鞅的结果并不圆满。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历代的变法者都得不到好下场。所谓变法，无非就是把祖宗留下来的规矩打破，开前人所未做之先河。在一国之内，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很多，这些规矩是许多贵族之所以能成为贵族的原因。而变法者就是把这些规矩打破，将他们的贵族身份踩在脚下。由此可知，变法者，特别是商鞅，其所触犯的利益群体非常大，这些利益的所有者在国王支持变法者时，可能不会有所动作。但当变法者的靠山倒塌后，他们就会从各种各样的角落冒出来，对变法者进行打击。

其次，一个变法者想要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就必须要通过各种手段来保证，商鞅的做法就是，用暴力手段来加强自己的变法主张。在变法过程中，孝公的太子因为触犯法律，商鞅也不放过，将其斥责一番，又将太子的老师处以刑罚。史书认为，商鞅刻薄寡恩，不是没有道理。但如果不这样，他的变法主张就无法得到执行，在个人品德与国家利益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在秦孝公还没有死时，就有人已经预感到了商鞅的将来并不美好。商鞅曾得意地问过别人，我和前任大良造，谁更优秀。那人对他说，前任要比你优秀。商鞅很不服气，问他为什么。

这个人回答他，前任大良造跟大臣与国戚的关系非常好，他走在大街上，没有一个侍卫，却没有人对他怎么样。而你，每次出门，都要带上几百号人，很怕有人对你不利。朝中的许多大臣和国戚表面上对你毕恭毕敬，实际上只是惧怕你的权力，他们恨不得你越快死掉越好。现在，你之所以没有危险，是因为始终支持你的国王还在，真的有一天国王不在了，你的身家性命恐怕也就不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