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年青的贝克尔正驾车去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场博士生口试，但当贝克尔刚到学校时，却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是把车停在停车场呢，还是停在马路边？如果停在停车场，就不得不寻找车位，那么这场博士生口试也就很可能赶不上了；但是，停在路边呢？倒是能赶上博士生口试，但却又违反了交通规则，不得不交纳罚金 最终，贝克尔还是决定把车停在马路边。因为与错过博士生口试相比，交点罚金实在算不了什么。贝克尔从这件事上，开始思考犯罪行为的成本问题，随后，他又把经济学理论应用在伦理、犯罪、家庭等各领域的分析，他也因此被人称为“真正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

例如对于现在社会上越来越多的未婚生子现象，我们大部分人或许都会认为，这是男女双方“情不自禁”中出现的一种意外。但是，如果有关部门规定，未婚先育的小孩将不上户口，其父母将受到罚款，严重的还可能没收房产，那么，还会有哪对情侣“情不自禁”敢忽视未婚生子的“意外”呢？这也就是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要告诉你的，之所以社会上未婚生子的现象越来越多，是因为当事人认为怀孕的几率很低，加上未婚先育需要负担的责任很小，因此才会造成这种结果。一旦未婚生子的成本增加，这种现象必然降低。

找不到车位的贝克尔，最终还是决定把车停在路边，因为这对他来说损失最小收益最大，虽然这是违反交通法的行为。看来，人们之所以交通违章，也像未婚生子一样，低估了被警察抓到的风险，而违章的惩罚措施又不够严厉。

在贝克尔看来，家庭的存在是因为这种“生产方式”能降低从“市场”获得资源的交易成本。如果各自生活在北京东城区和西城区的男女双方不组成家庭，双方的财产权也很清晰，但如果为了维持双方的感情，你从北三环外的公司下班后还得跑到西城区的女方家去约会，你一般得倒三次公交车，路上得花费一个半小时以上，你会乐意吗？因为双方没有组成家庭，那么在你每月交出三四千块钱的房供的时候，你爱的女人（不是你的妻子）也得每月交三四千块的房供，你觉得这合算吗？你和你爱的女人有了孩子之后，你得约好你爱的女人一起去和孩子抚养师谈照顾孩子的价钱、签订一份三方合约，为了得到一个三方都能接受的价钱，你得做好各方的工作，更何况，合同里面关于孩子该什么时候喂奶、该用哪种牌子的奶粉才安全、孩子感冒了各方该承担什么责任，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必须考虑清楚，那么，你会有耐心去签订这样一份看起来谈判毫无止境的合同吗？

家庭的存在使得你不用每天在东城区和西城区之间跑来跑去，不需要你再交多出的一部分房供 男女双方的婚姻具有一定的正的规模效应，家庭的存在更让你不会把一件本来很容易解决的事情弄得越来越复杂。总之，家庭的存在降低了市场交易带来的成本。

男女双方的婚姻是一份长期合约，这份合约保证了爱情的忠诚度。俗话说，宁拆一座庙不毁一门亲。由婚姻组成的家庭是男女双方在茫茫人海的竞争性市场中搜索对方、不断比较甄别之后才建立的，组成一门婚姻的信息成本非常高，而婚姻破裂将会给男女双方带来更大的成本。

如果你和自己爱的女人只是以在东城区和西城区分别生活的模式存在，那么，一旦双方的感情破裂，你或许可以较轻松地了结一段“孽缘”，与另一位海淀区的女性开始新生活，而不用长期纠缠在财产分割以及社会舆论的谴责中。

但如果是以家庭的形式存在，因感情破裂离婚的成本将大为上升。你不得不离开一直很熟悉的一个叫做“家”的地方，到另一个不会勾起你伤心往事的地方生活。你和前妻一起生活构建的朋友圈子因为离婚可能毁于一旦，你不得不重新找到能够容纳自己的生活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