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习惯收益最大化的经济学家会出主意说，如果企业白领出180块钱让时间成本较低的人（例如月收入1 200元的民工）代替他买票，那么，他不仅能够照常上班挣200块钱，并且在买到票之外还能自己多留下20块钱，而农民工帮助白领买票的收入也高于自己上班的收入。这样，对大家都有利。

而黄牛很大程度就是利用自己的时间满足有钱的白领的需求。按照这种思路，黄牛党反而变成了促进市场效率的功臣，他们把火车票送到那些希望买到车票的人手中。可是，如果按照这种逻辑的话，还不如把车票的定价完全交给市场，那些有钱的白领同样能买到高价格的车票。这种认为黄牛党有理的观点想到的只是想得到车票的那部分人，却没考虑到购买能力弱的那部分人。

白领们对车票的需求和车票的价格之差，就是黄牛党们获取收益的空间。这实际上是把应该转给那些愿意用排队的时间支付购票成本的人的补贴转到了黄牛们的手中。于是，人们便认为加大对黄牛的打击力度是必要的。

严格打击黄牛党，实际上是加大了黄牛党做这门“生意”的交易成本，这正如严厉打击贩毒活动增加了毒品交易的成本一样。如果黄牛党或者毒贩自己投入的成本与被警察抓住的成本之和低于贩卖车票、毒品的收益的话，那么，黄牛党和毒贩就不会存在。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遗憾的是，毒贩们依旧在世界各地活动着。毒贩和毒品执法之间似乎形成了一个怪圈，如果毒品打击力度加大的话，那么，毒品的价格就会不断上升，这样并没有降低走私毒品的收益，反而让那些实力雄厚的毒贩们在贩毒市场上存活了下来，他们的实力不断增强，甚至像猖獗的哥伦比亚毒贩那样设计了用于贩毒的潜艇。

为什么毒贩能够轻易地提升毒品的价格？这是因为吸毒者一旦上瘾，他就很难戒掉，他对毒品形成了依赖，也就是他对毒品的需求缺乏弹性：毒品再涨价，他也依旧要购买。甚至，为了获得价格高昂的毒品，吸毒者们会更加铤而走险去抢劫、盗窃或者卖淫。因此，加大对毒贩的打击力度，增加毒品交易的成本并不是很有效率的禁毒方法。最好的办法一方面是加强对毒品危害性的宣传，另一个方面便是严格打击那些诱使人们陷入毒瘾的行为，通过这种方式降低毒品的需求市场，让毒贩们无利可图。

针对黄牛的打击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对春运的车票缺乏弹性，那么，对黄牛的打击越大，黄牛这门生意的交易成本越高，他们越是会提高倒卖车票的价格。结果，在黄牛市场存活下来的，也是那些最牛的、最有背景的黄牛，在政府加大打击力度中死去的只是一些“纸黄牛”而已，或者像蒋经国那样，只是拍了一些“苍蝇”罢了。

例如2010年春运时期实行的火车票实名制，这无疑加大了黄牛倒卖车票的成本 理论上，你只有把身份证号和姓名告诉黄牛，黄牛才能到车站或车票售卖点买到票。这对那些没有其它途径弄到票的黄牛来说，几乎是宣判了“死刑”。但是，只有最“低级”的黄牛党，才靠排队买票，然后倒卖；而“高级”的黄牛党则完全靠自己的关系，他们在车站人员、其它票贩集团以及黑势力之间存在着一条稳固的利益链，他们时刻能掌握车票市场的行情。加大打击黄牛的力度，筛除掉的只是黄牛市场这些“低级”的小鱼虾，更大的黄牛却依旧在倒票市场呼风唤雨 他们把车票增加的交易成本转嫁给了从他们手中买票的消费者。

因此，加大黄牛交易成本并不是有效打击黄牛的办法，除非能够有效铲除火车票倒卖的整个“食物链”。

唯有变革才能生存?

我们之所以选择婚姻组成家庭，我们的交易活动之所以会出现企业，都是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家庭能降低夫妻双方情感交流和养育子女的成本，而企业能降低交易双方制定契约的成本。

如果说交易成本注定你和你的爱人要生活在一起，决定了我们大部分人必定要到一个叫单位的地方劳动，那么，对于家庭和企业而言，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降低它们运作的成本从而让家族兴盛或者让企业的基业长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