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督商办，赌商承饷，赌饷从此与广东财政结下不解之缘。

围姓的具体赌法是票局立规，剔除张、李、王、陈等大姓，这些大姓考生多，中榜的也多。围姓只限于在票局规定的小姓中猜圈，在乡试、会试、岁考、科考之前，票局把参加考试的小姓公布，参赌者从中圈画２０个姓为一票，票价一般一元，票局收票后发给参赌者一张号码凭据，作为揭榜后中彩领取彩金之用。票局以圈姓命中率高低决定是否中彩及彩金级别，彩金分头彩、二彩、三彩，一千票为一簿，即票资1000元。票局拿出600元派彩，200元充饷，另200元作为票局的毛利。头彩最高可定300元，就是说若买一票高中，就能获得３００倍的回报，怎不令赌徒朝思暮想、趋之若鹜？其实参与者想中彩，何其难！票商虽然每局所获不及幸运赌徒，却是赚“梗”（定），每簿都有百元以上的纯利。

围姓赌博，最初只有乡试一种，为了扩大聚赌机会，渐扩大至其他官方考试，最后连县、府两级的小试也纳入围姓赌。

围姓牟利之巨，唯鸦片贩卖能与其比肩。但鸦片生意风险颇大，围姓则是官府恩准的“公益”事业，无虞风险。显然，要想获得承办权，须与官府关系密切。围姓还不比一般的赌种，非地方上的儒商方能承办，否则，一般的赌商连围姓的“姓”也搞不到，遑论开办围姓赌了。历任承办围姓的儒商之中，刘学洵名气最盛。

刘学洵为广东香山人，字慎初，粤省著名大儒，曾授翰林院翰林，任候补道台。刘学洵虽是会试三甲，却在仕途很不得志，于是回粤转为经商。围姓公赌及私赌，皆需主考的学政大人关照，刘学洵是翰林出身，与广东贡院的典试官们交谊颇深，刘学洵深知经营围姓之赢利。他做过一阵子茶商，便改做民间赌商，充分利用他与贡院的密切关系，先后在广州、澳门开设围姓赌馆。

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时值中法战争爆发，军饷激增，张之洞力排众议，复开围姓公赌，将围姓承包给富有围姓经营经验的私赌儒商刘学洵。在李翰章（李鸿章兄）、李鸿章督粤期间，刘学洵再次荣获围姓公赌承办权。其中，在李鸿章手中，刘学洵的围姓公司年承饷达２００万之巨。按照围姓总投注额的分配比例，两成充饷，两成为票局毛利，那么刘学洵的围姓公司的年收入肯定在２００万元以上。因为年饷是签约时协定的，实际上总投注额会超过预计的总额。那时，一艘千余吨的新造战舰，价值１０多万元，刘学洵围姓公司盈利状况，可见一斑。

刘学洵在广州城西第八甫设有“富贵”、“京华”两票厂。在西关荔湾建有刘园一座，大屋精舍，皆有画廊相连；假山荷池，绿荫花香，堪与当时著名的海山仙馆媲美。刘氏一家穷奢极侈，连满清贵族也汗颜。话说张之洞虽力主将围姓承包给刘学洵，但他发现，刘学洵票厂的收益情况远远超出协议时的估算，年饷不可更改，便欲令刘学洵另作捐款。刘学洵叫穷，张之洞一怒之下，以查抄现银之由没收了刘学洵的刘园。刘学洵带一妻八妾逃往杭州，他早有准备，先前就在杭州建有刘园一座，气魄不亚于广州的刘园。张之洞卸任离粤，刘学洵卷土重来，东山再起。

刘学洵财大势大，加之他走的是先官后商之路，声望及权势不是一般民间商人所能比拟。《中华赌博史》说刘学洵： “借金钱的魔力，（刘学洵）一手支配广东政府的支出和试官私囊的收入；加之刘一意交结权要，势倾一时，其金钱势力更足以左右士子（考生）之成败、官吏之进退；典试官如主考、监临、提调等，都要仰他的鼻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