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比其兄翰章，犹过之而无不及。刘学洵在张之洞督粤期间承办围姓，承饷远远高出另一家公司，业绩骄人，李鸿章便把省府的围姓承包给刘学洵一人经办，年饷200万元，令赌坛巨富刘学洵锦上添花，名声远播。

李鸿章有现代海军之父之称。甲午战争，李鸿章一手创建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为李鸿章人生中的一大悲剧。李鸿章署督粤桂，沿海有英、葡、法等列强海军，粤海水师实力单薄，大清南疆，岌岌可危。振兴大清水师、巩固海疆，亟不可待。然而，慈禧太后宁可把海军经费派做修建颐和园，也断然不肯增拨海防军饷。

李世桂以李鸿章兄长之朋友的名义，与李鸿章攀上关系，说服李鸿章将番摊招商承饷。李鸿章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因为过去征收的陋规钱额太少，并且会产生经办官员牟取私利之漏洞。但李鸿章不敢贸然开禁，怕招致禁赌人士和政敌的非议。

正巧这年，广州西关番摊赌馆发生命案（番摊为博钱类赌式之一，须聚台押注及开彩，较之彩票，赌博意味更浓，也更易发生争斗），给李鸿章找到“正当”理由，他下令革除陋规，由官厅收饷准予承办番摊，筹饷派做“海防经费”，并申明严禁番摊私赌，一旦查获，严惩不贷。

李鸿章将省府番摊，承包给“查办西关赌馆命案有功”的李世桂，年饷200万元。番摊是一种面对面的赌博，极具刺激，参与者十分踊跃，李世桂将“海防经费”的灯笼高高悬挂，盈利滚滚而来，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

粤省赌界，“文有刘学洵，武有李世桂”之说，广为流传。

此刻，老牌赌商刘学洵面临围姓行将灭绝的危机。朝野提倡新学，废除科举的呼声越来越高。未雨绸缪，李鸿章在科举还未废除前，便下令开放白鸽票（小围姓），以取代行将退席的公赌“元勋”围姓。但白鸽票却没有承包给面临“退休”的赌坛宿将刘学洵，而是批给有李世桂参股的票厂承饷，年饷30万元。

不久，李鸿章去任，陶模总督粤桂。陶模的权势魄力，远不及李鸿章，故急于建功立业，矢志禁绝粤省所有赌博。还在陶模与司道们商议奏本之事时，粤省就有人与清廷急传信息，京中马上电驰两广总督衙门，电文：“此事既许承商，试办数年，万不可中途失信。”看来，朝廷最关心的是粤省能否如数上缴国库款额，而不是维护大清律例的严明。

至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清廷仿行宪政，议定改革考试制度，废除科举（注：到１９０５年，慈禧太后下令后，正式取消科举）。广东广西的围姓面临灭绝，陶模联手广东巡抚合议以新赌种取代围姓赌饷，新开的赌种有山票、铺票，年饷有百余万元，承办商为区萝屋和苏域农。围姓大赌商刘学洵审时度势，觉得偏门生意还是趁早收山为好，以免像赌徒穷赌一朝博尽。他再度远去杭州做寓公，把围姓公司交给属下打理，不再在广东赌坛露面。 至此，广东的五大赌种，围姓、番摊、白鸽票、山票、铺票，先后皆纳入官府的合法公赌。

广东赌界出现“百花齐放”的热闹场面。

禁赌闹剧

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岑春煊任广东布政使，谭钟麟任总督。岑春煊是光绪武科举人，少年得志。谭氏年迈昏庸，有“盲谭”之称，但在贪敛上一点也不含糊。上任伊始，刘学洵的围姓专营期满，据说谭氏待价而沽，结果宏丰老板给的私银更多，围姓自然非宏丰莫属，报效费一次缴足160万元（比刘学洵原来缴纳的一次性报效费少40万元），谭氏还拟弛禁番摊私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