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春煊对谭督无视他这个布政使之存在不满，岑春煊父亲是“剿平云南回民起义之功臣”、晚清著名将领，官至云贵总督。岑春煊本人是清朝少壮派，在宦途青云直上，当然不惧怕老朽盲谭，此时正是自己捞取宦途资本的好机会。

于是，岑春煊借谭钟麟开赌一事，上奏弹劾总督。岑氏为谭氏下属，竟敢弹劾上司，被广东人士称颂一时。然而，清廷却把岑春煊调往山东，盲谭继续做两广总督，目的是避免禁赌造成国库空虚。谭之后，李鸿章、陶模相继督广。陶模治粤无甚建树，朝廷需一个有魄力的官员督粤。原本，清廷对岑春煊的发落就有争议，现在决定不讳籍贯（岑春煊是广西人，按清廷宦制，本籍官员，不能在本籍任最高行政长官），任命岑春煊总督粤桂两省，时间是光绪廿九年（１９０３年）。

岑春煊还在任途中，放出风声，要切实整顿两广吏治。两广尤其是广东的布政使司（行政）、按察使司（司法）两司及各级大小官员和承办、私开赌馆的商人，无不震惊，噤若寒蝉。

岑春煊果然了得，一到任，即把著名赌霸武员李世桂拘押。李世桂不但独揽广府的番摊，还私下包庇赌商开私馆。传闻岑春煊要杀李世桂的头；更传闻岑春煊要禁绝粤省一切赌博，严惩大小赌商。但是，李世桂结果只是罚报效费10万元，被革除广协左营都司职，便无事。所有公赌停业，私赌并未认真查禁，大小赌商安然无恙。

这是为何？

原来，岑春煊也和前任一样，陷入财政紧张的困境。他有一套“富国强兵”的宏伟计划，无钱便是空中阁楼。上任后的次年4月，岑春煊提出挪借赌饷的方案，上奏请旨，奏云：拟借民款三百万两，筹办地方要政。其要政为建设工厂、兴修铁路、开采矿产、创办自来水等，每月每两行息七厘，限１０年分期摊还。指定善后局（清政府用以筹款敛财的机构）所收的番摊、围姓、山票、铺票、白鸽票等五项赌饷作抵，并提出将承饷赌款拨出一部分，分给税务司存储（当时税务司为英国人），以保证按时归还（外国银行）借款。

岑春煊以需拨按金（保证金）存储于税务司为借口，堂而皇之复办五项公赌。

当时有个叫潘文铎的道员，拟请革除弊政（公赌）、以清盗源（赃款）一折上奏。岑春煊就坡下阶，认为按金甚巨，不易筹得，既然潘道员如此慷慨陈言，必定成竹在胸，于是责令潘文铎筹议抵款。潘是个书呆子，非理财专家，他拿出的筹抵方案，粤府的财税官员莫不哑然失笑，谓之纸上谈兵、迂腐至极。潘氏灰溜溜的，声明不拟上奏。

岑春煊之后，张人骏、周馥督粤，两人任期都不长，赌博依然。

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清廷宣布仿效宪政，各省筹设咨议局。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五月，广东咨议局召开年会，议员陈炯明临时提出禁绝广东大小赌博的议案，副议长丘逢甲立即表示赞同，议长周廷劢交全体议员讨论，全体议员赞成通过。报纸刊登这一消息，一时广东禁赌之声风起云涌，大有彻底禁绝之势。

议案由议长请总督袁树勋代奏清廷，袁树勋代奏时另申明广东“省情”，要求清廷减少广东增缴的中央税收。清廷当然不会减少富省广东的上缴财政。结果清廷的复旨是：广东赌饷，岁入三百余万两，须要设法筹抵，方可复办（禁赌）。

议员大人们光想到禁赌之政绩，没料到一旦停征赌饷，会令财政亏空，以后连咨议局的经费都难以保障。咨议局重新动议，向盐饷“埋手”（入手），开始了与盐政局旷日持久的磨擦，最后模棱两可“落实”200万加征盐饷。还差100万两银，不得不打增收酒税的主意，遭到酒行商人的激烈反对。好好歹歹“搞掂”后，清廷又说不足抵国税之数，结果咨议局又提议加收药膏牌照捐，药商恨得要向议员们啐痰。

１０月８日，“搞掂”饷资的议员们终于可以向赌商开刀了，把禁止荣安公司铺票议案摆到桌面上。议员中有一位叫苏域农的赌商，绰号苏大阔。苏大阔从陶模督粤起承办省府铺票，荣安公司正是他的下属票厂。苏大阔自己就是主宰赌商命运的刀斧手，岂能甘做俎上鱼肉，任人宰割？

苏大阔颇有大刀阔斧的作风，事前以钱开路，贿赂议员。开会议论时，陈炯明、丘逢甲、邹鲁、古应芬等议员申明严禁赌博，立即查禁荣安公司的铺票；但有不少议员主张弛禁，为荣安公司辩护。争吵激烈，最后不得已以投票表决。赞成禁赌者书“可”字，反对禁赌者书“否”字。结果“可”字票只录得２０票，“否”字票竟高达３５票，另有９票弃权。

禁赌案被推翻，禁赌派议员愤然辞职。舆论大哗，市民召开大会，声讨庇赌派议员，庇赌派议员灰溜溜辞职。赌案风波越闹越大，最后粤督袁树勋辞职离粤，咨议局人散局空。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由广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的张鸣岐于３月１日颁布禁赌令，载明番摊、山票、铺票、白鸽票，及一切杂赌一律查禁。公赌暂停，杂赌依然。

正是这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皇朝寿终正寝。皇历改为公历，从１９１２年元月１日起，中国进入民国时期。

然而，广东的赌博狂潮，并未以朝代的变更而寿终正寝，反而越演越烈，最后出了个称雄广东的赌王霍芝庭。霍芝庭哪来这么大的能量？他是出身殷商世家？还是他本人像刘学洵、李世桂那样具有翰林、武员的功名？

我们还是先对青少年时代的霍芝庭作一番追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