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广东的政治结构、经济基础、社会风气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广东的赌风，尤其是公赌之风就会死灰复燃。这就为霍芝庭涉足赌界、风生水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龙督开赌

笔者在第一章谈到清朝末年广东咨议局的禁赌闹剧。粤督袁树勋不得不称病辞职，广西巡抚张鸣岐升任两广总督。张在广西任巡抚时便开赌，来粤后情知广州人士禁赌呼声强烈，当然不敢开赌。张鸣岐与咨议局议员、属下司道及广州绅士几经商议，决定以官盐加价和增收烟酒税来弥补赌饷，奏报清廷批准后，于１９１１年农历三月一日禁赌，所有番摊、山票、铺票、白鸽票和其他一切杂赌一律禁止，并颁布严厉的惩罚条例。

广州的赌博一律禁止，但郊外及县镇，私赌之风依然。

武昌起义后，广东的新军迅速分化，出现反清及保清两派。粤督张鸣岐收编了保清新军近万人，编列为第二十五镇（相当于后来的军级），任命龙济光（１８６７－１９２５年）为镇统。

龙济光原是云南蒙自县彝族土司，率部加入清军，曾在广西与前广西巡抚张鸣岐多年共事，任过广西左江道、广西提督。前清水师提督李准在围剿广州起义军围攻总督府的战斗中，曾救过张鸣岐一命。李准居功自恃，令张鸣岐不放心，因此，张鸣岐不但没有重用李准，还褫夺李准所统率的３０营兵权，由龙济光的济军镇守广州。

其后，李准“投靠”革命党，还被袁世凯任命为广东宣慰使，但他一直未在广东军界成气候，直至离粤回籍。

可笑的是，张鸣岐既未保住大清皇朝，也未保住自己督粤的显赫职位。当时广东主要有三股反清势力：革命党人、民军、反正的新军及其他清军官兵。民军（团练及其他地方武装）之中，以陈炯明、邓铿领导的淡水起义军影响最大，陈部三千余人与清陆军提督秦秉直激战，光复惠州。１１月上旬，十八路民军兵临广州城下，守城清军不敢抵抗，广州该月９日“和平”光复。革命党人胡汉民被推举为临时都督，陈炯明任副都督兼护军使。

前粤督张鸣岐潜逃香港，拥有重兵的龙济光则留在城中观望，随后迫于形势发表拥护革命的宣言。

１９１２年（民国元年）１月１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同年４月２８日，广东省议会正式选举胡汉民为省都督，陈炯明为军统。从广州光复到１９１３年上半年，为胡陈执政时期。

省城光复，广州城内外结集了５１支约１４万民军，以及反正的新军、防营、绿营、旗营。军饷开支甚大，令军政府一筹莫展。广州赌商区箩屋（曾与苏大阔在清末承办山铺票公赌）等一帮赌业人士，通过曲折关系，派人游说军政府陆军司司长邓铿，希望暂弛赌禁、筹饷援军。邓铿道：“你们可向护军使（陈炯明）请求。”又说：“如果贸然提出此事，恐怕‘打靶’（枪毙）也有份。”

谁都知道陈炯明任清末咨议局议员之时，就坚决禁赌，结果禁赌议案未通过，还被名叫苏大阔的议员兼赌商捉弄一番。陈炯明深为军饷犯愁，却万万不会自己打自己嘴巴开赌。

广州的赌商不敢再言及开赌之事。

据李朗如、陆满《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民军》，民军的饷额每月近百万元，约占当时广东军政府军费开支的三分之一，一个月就耗去了军政府收到的全部捐款的三分之一。大部分民军，军纪松弛（原来就是乌合之众，或是匪寇庄丁），士兵参与抢劫、聚赌，而军官“大多数沉迷于嫖、赌、饮、吹（吸鸦片）的堕落腐化生活，对于政治、军事都置之不问，每天只懂得向军需经理人取款，以供尽情挥霍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