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香港，人们把高可宁列入香港四大家族之一，可见高家在当时香港的影响之大。现在的香港，排十大家族，以至百大家族，高家都可能榜上无名，行业盛衰、财富易位，自古亦然。打个通俗的比喻，叫作风水轮流转。

当时正是高可宁财运最佳的时期，广东禁赌，深圳的赌场作鸟兽散。澳门的赌场门庭若市，港客熙熙攘攘，其中的一部分还要钻进高可宁的押店。

不要以为高可宁只是个依附于赌业的“缠树箩藤”，他本身就是个资深的大赌商。老字号赌坊高庆坊有高家的股份，高庆坊专门经营老式赌博。

高可宁还以现代公司的架构经营赌业。据1926年1月5日《民国日报》记载，省港工人大罢工期间，“集福番摊公司总理高可宁宣告赌馆停办”，“押当原有20余家，因罢工影响，押货堆积如山，银根周转困难”。省港大罢工，也对澳门实行封锁，航船停开、禁止货物进出。澳门赌业押业大亨高可宁受损惨重，自不待言。这则“历史新闻”从侧面反映出高可宁在澳门的事业。

罢工结束，高可宁重振在澳门的赌业押业。

可恶的是，从1930年起，卢九为首的豪兴公司垄断了澳门的赌业，高可宁的集福番摊公司寿终正寝。高可宁不愿仰人鼻息，向卢九承包几张赌台赚一点残余利润。高可宁希望卢九的豪兴门前冷落，又祈求豪兴生意兴隆。豪兴门前冷落，可泄高氏心头之怨；豪兴生意兴隆，可带旺高氏的押店。

高可宁真正希望的是卢九的豪兴彻底倒台，澳门的赌业又恢复到自由竞争的原状。

现在，深圳大赌商傅老榕来澳诚邀高可宁联盟，火拼豪兴赌霸，正是高可宁梦寐以求之事！

问鼎赌牌

现在，把专营权重投时澳门赌业的现状，作一些简单的介绍。

1935年，傅老榕、霍芝庭的又生赌场和莫秀英、陈维周的大饭店赌场，先后在深圳开张。澳门豪兴赌场的生意顿时萧条，投注额直线下降。年底，神通广大的卢氏父子竟与澳府达成一项秘密协议：每年80万元的赌饷，减至60万元。豪兴重新投得两年期的赌场专营权。

次年，深圳的赌场进入全面兴旺时期，澳门赌场更是不景气。8月，蒋介石在广州发动广东禁赌运动，却动摇不了深圳的赌业，傅老榕接下莫秀英的赌场，深圳的赌博照样风生水起。豪兴难以为继，卢氏以豪兴“执笠”相要挟，敦促澳府再减年饷。澳府没再满足得寸进尺的卢氏，指出豪兴经营老派，致使港客涌向深圳，而深圳尽其可能满足港客的要求。

这时，有个赌商毕侣俭闻知卢家打算放弃豪兴，试探接盘。

毕侣俭是个具有创新意识的赌商，时任澳门赛狗会主席兼总理。范洁朋开创了澳门的赛狗事业，但他维持的时间不满一年。犹太商人嘉道理接手赛狗后，维持时间也只一年。毕侣俭于1934年接办赛狗会，即易名华南赛狗娱乐场，经营以赛狗博彩为主，创意模仿上海逸园赛狗会，开办粤剧、电影、杂技、跳舞，以及形形色色的博彩游戏等活动。毕侣俭把赛狗场娱乐场办得红红火火，证明他是个不凡的博彩娱乐商。

毕侣俭与卢氏等达成的协议是：负责向澳府缴纳60万元年饷，一年向豪兴公司缴纳20万元包括专营权在内的赌场租赁费。豪兴“旱涝保收”，风险由毕侣俭承担。

1937年，毕侣俭成为豪兴的承包老板。他一次缴纳五成的租赁费，耗尽了他的全部家底。赛狗娱乐场虽是热闹，但只是小小盈利，毕侣俭没有余力投入赌场的拓展更新。毕侣俭胆敢承包，是看好澳门的客源前景。他熟悉广东赌界的事，如果只禁广州，而放手地方，广州的赌商就会向当局施加压力，要么都放，要么都紧。全面禁赌的可能性最大，那么，深圳的赌场就难以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