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的移民政策

真正意义上的“闯关东”是从清朝顺治八年（1651年）开始的。很多族谱把“闯关东”的年份定在了这一年。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二十日，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从盛京（今辽宁沈阳）起驾，迁都北京。辽沈地区人口大多“从龙入关”，留住东北地区的人口约40万人。东北地区土地肥沃，地广人稀，如果移民开垦，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财源。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顺治八年清廷下令:“令民愿出关垦地者，山海道造册报部，分地居住。”（乾隆官修《八旗通志》卷八一《食货略》）顺治十年（1653年）九月十七日，满汉九卿官员将他们议定招民开垦的方案上报:“今将辽东为省，先以辽阳城为府，设知府一员、知县二员，招募人民前去收养开垦。若招民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百名以下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五十名以下者，文授县丞、主簿，武授百总。”（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一五二）招募者将所招人数、籍贯、姓名，具册上报户部，户部核准之后，由招募者带领出山海关，赴辽东知府、知县处交接。从遗存至今的文献资料来看，浙江义乌人陈达德是第一个招募百姓到辽东垦荒之人。顺治十一年，他招徕民户140家，被授予辽阳知县。顺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又颁布了一道命令，允许个体百姓自行赴辽东垦荒。从顺治十一年六月起，有组织地移民与个体自行移民辽东，二者并行。

为了鼓励百姓开垦荒地，清政府规定新开垦的土地三年起课。康熙十一年（1672年）又改为十年起课。康熙十五年（1676年）恢复三年起课旧制。康熙十八年（1679年）又定为六年起课。辽东一带肥沃的土地，优厚的起课年限，吸引大批贫苦百姓移民辽东。大批百姓拥入，必然危及满族“龙兴之地”自然环境。为了保护满族的“龙兴之地”，从顺治十一年开始修建“柳条边”。“边外”划为禁区，不准移民越雷池一步。但是，这条边墙未能完全阻挡移民的步伐。如嘉庆八年（1803年）十一月十一日，山海关副都统来仪上奏:自十月初一至十一月初九，在40天内，出关的山东人、直隶人、山西人多达8218人，平均每天205人。这些都是合法出关的，从海上偷渡者，则不知有几。从嘉庆年间（1796年至1820年）起，陆续放垦“边外”土地，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最后一片“边外”土地放垦，200多年的封禁至此结束。进入民国以后“闯关东”进入高峰期。

到底哪些人在“闯关东”

“闯关东”的多是流民，大多是来自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省的受灾民人，也有福建、浙江一带的流民。在“闯关东”的人群中，山东人最多。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民国十八年（1929年），关内各地“闯关东”人数列前三位的分别是山东、河北、河南。一般认为，“闯关东”的人口在3000万左右。在“闯关东”的人群中，山东人占80％左右，是“闯关东”的主体。例如，《申报》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二十四日报道:

兹据牛庄来信云:山东避荒之人，至此地者纷至沓来，日难数计。前有一日，山东海舶进辽河者竟有三十七号之多，每船皆有难民二百余人，是一日之至牛庄者已有八千余名，其余之至他处码头者尚属日日源源不绝。

牛庄，即今辽宁海城西20公里处的牛庄，当时为一河港。这则报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闯关东”中山东人之多。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以前，山东各地“闯关东”的比例一般占山东总人口的5％左右。自清迄民国，“闯关东”的山东人达2500万人。高峰时节，一年便有上百万人。“闯关东”的山东人是开垦东北的主力军，他们在白山黑水间“放山”、淘金、垦荒。挖人参，俗称“放山”，也叫“走山”。民间传说，“闯关东”中的第一个放山人是山东莱阳人孙良。他原是个穷苦的长工，听说长白山有种名叫“棒槌”的植物，比金子还贵重，便与同乡张禄跋山涉水到了长白山，翻山越岭去挖人参。俩人干了3年，挖了不少人参，商定再分头干3天，然后打点行装回山东老家去。谁知，张禄一去，再也未归。孙良急了，到处寻找，找了七天七夜也没找到。干粮早吃光了，他又累又饿，昏倒在蝲蛄河旁边。不知过了多久，他醒了过来，捧了几口河水喝了，看见水底有只蝲蛄，抓来活嚼生吞了。身上有了点力气，他抓起一块尖石，在一块大石头上刻画着:

家住莱阳本姓孙，漂洋过海来挖参。

路上丢了亲兄弟，沿着古河往上寻。

三天吃了个蝲蝲蛄，不找到兄弟不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