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便昏死过去，再也没有醒来。在今吉林省通化市快大茂镇西，滔滔远去的蝲蛄河北岸，有一座坟，就是孙良的。后来的放山人尊奉他为“老把头”，即开山祖。金帮的开山祖是山东人孙继高，金帮称之为“把头始祖”。不仅金帮的开山祖是山东人，金帮亦多为山东人。在淘金的山东人中，最著名的是夹皮沟金矿的韩宪宗。

为什么山东人不畏艰险“闯关东”

历史上，山东曾是富庶之地。战国时的苏秦，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主父偃皆曾赞叹齐地之富。而入东汉以后，每况愈下，山东逐渐衰落了。谚云:“死逼梁山下关东。”一方面，这是由山东人“种地为上”思维定式所造成的。山东人曾经重农贱商，他们把淳朴的农家生活看做无与伦比的，把种地视为最高尚、最正经的谋生方法。山东民间有谚云:“千行百行，种地才是本行”，“三十六行，种地为上”。耕而食与贾而食，不是谋生方式的差异，而是道德上的善与恶、美与丑之分。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那些惯于土里刨食而又被抛出土地的破产农民举目四望，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逼上梁山，扯旗造反；一条路是闯入关东，刨口饭吃。而扯旗造反，最终还是为了争得一块养家糊口的土地。

山东人“闯关东”除了经济原因外，与他们的传统性格也有密切的关系。诚实、尚义、节俭、好客、粗犷、豪放，就是山东人的鲜明特征。这是山东人“闯关东”的文化素质根源。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粗犷、豪放的性格使得山东人敢于“闯关东”；勤劳、节俭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在东北获得生存的空间；诚实、尚义、好客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赢得他人的尊敬与信任。

闯关东文化

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闯关东作为一场不靠政府动员、不单因为某次具体的战争或灾难触发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是人类移民史上罕见的文化现象。作为迁移主体的是固守热土难离传统的山东人。他们迫于生计走上背井离乡、前途渺茫的迁徙之路，个中的惆怅、悲伤、决绝和困苦非今人所能体会得出。因而，也就先天地赋予了这段历史以传奇色彩。

“闯关东”浪潮迭起，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闭关”时代的文化交流表现为中原文化对满洲固有文化的“侵蚀”，受到“封禁”的人为干扰，那么，在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原文化迅速在关东地区扩散，“喧宾夺主”了。“对绝大多数的山东移民来说，东三省无非是山东省的扩大。”

山东村、河北村等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数占绝对优势，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齐鲁文化或燕赵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赵中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三省基本上是华北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虽有地理距离，但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华北与东三省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三省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

面对扑面而来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关东文化不可能没有丝毫戒心，也不可能没有“土客”矛盾产生，如《黑龙江述略》载：“而雇值开垦，则直隶、山东两省为多。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衢行人如织，土著颇深恶之，随事辄相欺凌。”辽宁安广县（今吉林大安市新平安镇）也是一个例子，《安广县乡土志》记载：“县属未经设治以前，蒙古未谙耕种。徒资牧养，一片荒芜。嗣经汉民来境垦种，公旗得获租利。然因族类各异，言语不通，情意未能浃洽，蒙古多欺凌之……迨光绪三十年（1904年），奏准委员勘荒，招户领地。客民闻风而至……蒙古亦渐事稼穑。”

另据调查资料：“在东北山东人很多，十有八九，有的几辈以前就去了。有时小孩子们玩打仗，生在东北的孩子骂山东刚去的孩子为‘山东棒子’。家人出来就揍那骂人的孩子，说：‘你爷爷也是山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