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难”至南宋末年
由金人大规模南侵造成的“靖康之难”以及其后长达一百余年的宋、金对峙,使中国又遭到一场巨大的社会动乱,由此产生的人口迁移,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均堪与“永嘉丧乱”和“安史之乱”相伯仲,其性质和形式也相似。据记载,“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继”,“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难,多挈家寓武陵”,“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连南方一些偏僻山区,也接纳了不少移民,如广西容县“介桂广间,渡江以来,避地留家者众”。北方大批人口的南下,对南方的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南宋的许多文臣武将亦多来自北方,岳飞、韩世忠、张俊等皆是;平民中南下的著名人物也很多,如李清照、辛弃疾等。
元末明初
中国广大的中原地区在从“靖康之难”到元末的两个多世纪中屡遭浩劫,至明初已是“中原草莽,人民稀少”。与人口高度稠密的江南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极不平衡的人口分布格局,产生了对人口迁移的现实需求,再加上开疆卫边的需要,使明初出现了人口迁移的一个高潮,但其性质与前几次因动乱产生的大移民完全不同。
明朝建立后不久即着手组织人口迁移,如“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徙“沙漠遗民”屯田北平附近,徙江西农民于云南湖广,等等。故史籍称“太祖时徙民最多”。明初为了巩固边防,在长城一线设立了称为“九边”的9个军镇,在国内其他战略要地,也设立了许多驻兵设防的卫,仅洪武朝三十一年设卫即达136处。为解决边防军的粮饷问题,明初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屯垦戍边,“于时,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兴屯矣”。前往云南屯田的移民多达四五十万,规模浩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收到较好的效果。
清代对台湾的移民
台湾在元代正式列入中国版图。17世纪初被荷兰殖民者侵占后不久,郑成功即率兵一举收复。此后郑成功组织了对台湾的大移民,不长时间内移民数即达20万人,在全岛总人口中占了大部分。清朝统一台湾后,对移民问题采取了暧昧的态度,即不准移民携带家眷,使之难以在台湾生根,目的乃在于防止台湾人口剧增,羽毛丰满后重蹈郑成功在台湾抗清的“覆辙”。直至清代中叶,因大陆人口压力增大,上述政策才有所松动,从而引发对台移民的高潮。1811年台湾汉民已逾200万人,比一个半世纪前猛增了六七倍。清代后期,朝廷鉴于国际形势之险恶,对台湾的战略意义有所认识,不仅完全解除了对移民的限制,还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地设立“招垦局”,以提供资助和优惠来促进对台湾的移民,为日后的发展在人口上奠定了基础。
对海外的移民
中国居民移居海外,至少已有3000多年历史。一般把移居外国或在侨居国出生,仍保留中国籍的中国人称“华侨”;这些人若放弃中国籍加入外国籍则称“华人”,其后代即称“华裔”。据考证,“华侨”一词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使用传播,而华侨往往自称“唐人”。这一方面说明唐朝国势强盛,影响远播,另一方面也说明唐代对海外的移民人数可观。在宋、元、明几代,这类移民继续有所发展。大体上说,中国强盛时,对海外的开拓性或经营性移民较多,中国动乱时,则以避难或流亡式移民较多。
清朝建立后,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向海外移民持深恶痛绝的态度。《大清律例》第二百二十五条明文规定:“一切官员及军民人等,如有私自出海经商,或移住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罪”处“斩立决”。但仍有不少人生计无着,不得不冒险赴海外谋生。据记载,“闽、粤之轻生往海外者,冒风涛、蹈覆溺而不顾,良由生齿日繁,地狭民稠,故无室无家之人,一往海外,鲜回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