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文字狱是相当严酷的，而这些文字狱中的相当一部分，恰恰就发生在乾隆皇帝授意纪晓岚编篡《四库全书》的同时。根据统计，整个乾隆年间一共兴起文字狱100多起，而在编篡《四库全书》的期间，则发动了48起，几乎占到了总数的一半。纪晓岚帮着乾隆“阉割”中国的古书，最清楚满族皇帝真正的心思。一方面眼见着许多著作因为有政治问题而被禁毁或者篡改；另一方面，耳闻目睹当代许多文人因言惹祸，或者丢掉官职，或者全家被株连的遭遇，他不能不对文字工作的危险性产生足够的恐惧。因此，智商甚高的纪晓岚也只能选择“鸵鸟政策”以自保。从此以后选择谨慎为文之一途，或者干脆就什么也不敢写了。

从另一方面分析，乾隆皇帝之所以选择一个汉族的大知识分子来领衔编篡《四库全书》，其中固然有满族当中尽皆“绿林大学”毕业，杀人是强项，但“修文”则实在拿不出手的现实，其内心里也不能排除通过编篡《四库全书》，让这个汉族的大知识分子接受一次形象的再“教育”的“小九九”。当然，不论他是不是深谋远虑到了这一层，结果却是明明白白地放在那里的。这就是以纪晓岚为代表的汉族最优秀的脑袋，通过编篡《四库全书》这项工程，一方面秉承主子的意思，极力对古人的著作进行了全面的“阉割”；另一方面，在“阉割”古人的过程中，也被有意无意地集体实施了“精神阉割”手术。这些汉族的知识精英从此只能够像纪晓岚一样，把超人的才情施之于说点笑话、对个对联和挖苦个同僚，断然是不会再像其不远的前辈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一样，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壮志，进行独立思考的著述事业了。

众所周知，由于清朝初期开始大兴文字狱，当时的大部分汉族知识分子都是将精力倾注到了考证之学中的，由此导致了清朝的“小学”空前地发达。

纪晓岚既然身处期间，当然也不能例外。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姑妄听之》部分的序言中，他就坦承:“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闲。卷轴笔砚，自束发至今，无数十日相离也。三十以前，讲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年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

这其实是一段多少有点辛酸的“自供状”，它明确地表白了纪晓岚从事文化事业50年来的心理演变轨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纪晓岚在30岁以后，也曾经有过“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的慷慨激昂的阶段。但自从开始受命领导编篡《四库全书》，这种梦想就完全破灭了，他又重新折回到了考证之学里面，从此不再怀抱有“名山事业”的非分之想，老老实实地去过他安稳的“观弈道人”的出世生活去了。这其中的意思是明摆着的，这就是他已经被成功地实施了“洗脑”，由一缕桀骜不驯的“游魂”，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即使在写一部谈鬼论怪的杂记时，也念念不忘“有益于劝惩”的“卫道士”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