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们对功名利禄的向往就十分强烈，尤其是居高位者，每每容易在权力欲望中迷失，变得疯狂。

可是，曾国藩确认为：“为官应当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其中淡然之心，可见一斑。正是这种淡薄名利的心理，让曾国藩最终得以保身。

虽然曾国藩一生都追逐于官场、战场，但他的言行不乏高雅脱俗的表现：一是追求淡泊的生活状况；二是出仕后平静的内心境界。

淡泊者不求名利，曾国藩就此做出解释：“淡泊二字最好，淡，恬淡也；泊，安泊也。恬淡安泊，无他妄念也。此心多名快乐啊！而趋炎附势，蝇头微利，则心智日益蹉跎也。”

曾国藩是一个清醒的人，他认为：“乱世之名，以少取为贵。”人生在乱世，世态发展皆在混乱之中，何谓富，何谓福，都是很难说清楚的，所以人生少取为好。

他不仅自己谨守勤俭之道，他还严格约束家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其淡泊之心境，可谓极矣。

尤其是功成名就之后，他没有像多数人那样张牙舞爪，反而更加谨慎持家。

同治六年五月，曾国藩在家书中劝告欧阳夫人说：“居官不过是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长。”

在家书中，曾国藩十分透彻地看到了为官者所处的位置。他认为一个家族的生存、发展，根本在于勤俭耕读，而在外为官、为将、为相、为圣贤，并不是长久之计。

很显然，自古以来，像曾国藩这样做官做到一等人物的始终都只是极少数。他们的地位也只是一时的，只有劳、谦、廉的居家之本才是永恒的。

正因为曾国藩看清了这些，所以他能够做到居官时不谋私利，治家时常虑忧患。曾国藩属于少年早达的人物，可他却能早早就为一生作打算。

在教育后代时，曾国藩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让儿子投身仕途，事实上，他两个儿子都走了另外的道路。

在儿子曾纪泽二十岁的时候，曾国藩就写信告诉他，要多看西方的数学、物理，更要看西方的天文，所以他的儿子曾纪泽西学知识非常广博。

他的二儿子曾纪鸿更是特立独行。曾纪鸿十岁的时候，曾国藩就写信告诉他，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做事。曾纪鸿特别喜欢数学，后来在数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那个时候，圆周率后面推断的数字大约是四十余位，曾纪鸿反复推算，竟推算到了一百多位。

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曾国藩的教子方法可谓超凡脱俗。经过曾国藩的一番劝诫，儿子们都心悦诚服地用功读书，最终都学有所成。

从曾国藩教育后代来看，他无疑跳出了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其做法多少可见他有让家族“上岸的打算”，这和他那种淡泊名利的心境是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