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是社会文化层面。公众和公权力依然缺乏法治信念，企业家妄图恣意冲破一切规则与准绳，努力与权力捆绑，以求凌驾于法律之上，这反过来又使目睹怪现状的民众更对违法毫无顾忌，甚至强化了他们对权力而非法治的信仰。

面对上述滋生企业家违法犯罪的土壤，我们该如何建立良好的法治环境以培育出富有创新能力、敢于承担社会责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新时代企业家？有以下三条路径值得探讨：

首先是"治商"先"治官"，"官正"则"商清"。目前的"政商结合"情形很大程度上是与政府定位不清、公权未受约束相关。政府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可能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依法行政阶段。与之相对应的是"人治"，某些有权力的人"说了算"；二是责任政府阶段，此时市场可能比较混乱，市场主体可和公权力部门对抗；三是法治政府阶段。这是最终的理想目标。目前，中国正处于第二阶段，正从权力的单一治理转到资本和权力共同治理。这时，权力与资本各有优势。由于党政部门的权力太大，而资本拥有者缺乏规范、正当的逐利出路，只好选择"公关"一些党政官员，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就成为必然。要阻断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就必须要推进依法行政，减少行政审批，实行核准制，并让相关者承担相应的道德风险和法律责任。同时，要创造更多的投资平台，真正保护创业者的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

目前，监管者对如何与市场保持距离、如何与被监管者"打交道"，还没形成规矩。公众经常看到监管者与监管对象一起吃饭乃至娱乐。针对这种监管者与监管对象如此密切的交往，首先要建立一道"防火墙"，然后才能规范官员的行为。

第二是应给企业家提供一套简单明了的社会游戏规则，为企业家提供可预期的行为指南。政府决策过程和政府信息不仅要公开透明，更应使得公众明晓违法的代价。同时，这种可预期是指一种违法行为一旦出现，就有立竿见影的违法后果。如果在一次次地踏入制度雷区后只因为官员的庇护就能侥幸过关，如果在一次次地践踏规则底线只因为笃信红运当头就能延续奇迹，那么会有更多的企业家前仆后继、以身试法，因为违法获得的收益远远高于付出的成本。

最后还应提供公平、公正的程序，避免选择性执法与司法。比如在中国，企业家对登上富豪榜避之不及，一旦上了富豪榜，就会立刻成为税务、公安、检察部门的关注重点，成为重点侦查的对象。但相关部门更应该做到"一碗水端平"，在企业家违法的初期就及时监管介入，阻断违法路径，起到防微杜渐、以儆效尤的作用。这样才能做到真正保护企业家，维护整个社会的市场经济秩序。

企业家的诞生有赖于植根于法治土壤的企业家精神的存在。企业家精神并非浪迹江湖的英雄主义，也不是混乱之治中的侠肝义胆。良好企业家精神的培育，需要健康的法治体系和良性的信用体系。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如何培育企业家精神，打造精英企业家群体，从而促进经济的长期繁荣与社会公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目前，学术界以及实务界针对企业家思想的研究稍显薄弱，而在转型背景下反思企业家问题的专著更是凤毛麟角。我欣喜地看到《中国大商三十年罪与罚》一书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中国企业家承载着复兴中国辉煌的光荣与梦想，如何使他们与法治环境良性互动也非一蹴而就之事。希望通过《中国大商三十年罪与罚》的总结、呼吁，为这种互动提供一种借鉴与启发，使得企业家的法治建设抽丝剥茧、化茧成蝶。 是为序。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