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世界落脚于一个家庭中，

世界的尽头就在家门之外。

——唐纳德·里奇

父亲没有想到的是，在他的家里，由他统治下的领地，会出现监督和反对他的力量。

每天从清晨开始，他从睡梦中醒来，不是立即翻身而起，而是躺在被子里辗转反侧，这些情形都没能逃过我们的眼睛；等他在炕上躺够了，起身穿衣，用香皂洗脸，在脸颊上涂满皂沫，面对着镜子刮胡子，用木梳梳头，他在做着这些动作的时候，也都没能逃过我们的眼睛。

我们躲在另一个房间里，从那个房间的窗口能直接看到父亲在他的房间里的起居。我们的眼睛是惶恐的。那样一双惶恐的孩子的眼睛，你只要具有某种人生的经验都能够想象得出来。我能想象出的是战乱中的阿富汗的儿童，巴勒斯坦冲突地区的孩子，非洲饥馑地区的幼儿，他们的眼睛和眼神是相同的，我觉得那就是我们的眼神。我们的眼神是衰弱的，有一种绝望的微光，绝望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真相。打一个比喻，就像看到一艘木船遇到撞击以后在慢慢开裂，渐渐沉没，而我们完全没有能力拯救或者抵御。这是我们不幸的经验。

是的，那时候，在每一天到来的时候。

我们的观察以及观察到的结果都加剧着我们内心的惶恐。

我们不愿意相信，但事实无可辩驳地呈现出它冷酷的面目。

那就是——父亲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这是我们的判断。

我们，指的是我和姐姐。姐姐那时刚从插队的西村办理病退回家。

病退只是一个回家的理由，其实姐姐的身体并没有病。她的胸前戴着大红的光荣花，后背负着折叠起来捆扎好的背包，坐着绿色的解放牌大卡车，被送到遥远的西村，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年。垦荒、养殖、冶炼和铸造，姐姐干过很多事情。她所在的西村我也是去过的，那是在她插队的第二年。回家的姐姐在返乡的时候带着我去西村玩，我们坐了一辆马车，三匹棕色的高头大马驮着一挂大车行走在辽远的乡间道路上，那里天高地阔，空气清冽，远处的青山被白色的冰雪覆盖，令人赏心悦目。

到达那个村子，我看见了姐姐的房东，他们淳朴而热情，在见到我的时候，房东大妈不断地送来他们稀罕的食物，比如油炸糕、烧红薯，或者煮毛豆。夜晚睡在乡下的空屋里，狗吠的声音格外清澈。我是有些喜欢姐姐在乡下插队的生活，但是姐姐未必喜欢。

带我到西村的那个冬季，是姐姐在西村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季。

那一年姐姐频繁地往返于西村和矿区之间，她要办理病退手续回家。

那是知青返城的时刻，返城的知青们寻找着各种各样的理由，有的招工，有的入伍，有的提干，这些返城的方式需要有势力的家庭背景，需要有权力的社会关系。姐姐没有那些背景和关系，她给自己找到的返城理由就是病退。姐姐带着从街道开出的证明，那张印制好的表格有很多空出的位置，需要加盖各种公章。我陪着姐姐进出各个地方，从县到公社再到大队，姐姐要找各种人为她病退的报告加盖公章。每加盖一个公章，姐姐都要买礼物给掌握公章的人。那些礼物有时候是烟酒、有时候是别的。姐姐那时候梳着两条拖到后背的黑亮的麻花辫，现在想来正是她青春的时期，她的样子会令很多男人动心。跟着她到西村的时候我还是12岁的小孩，我虽然紧随着她，但是很多事情我也仍然看不到，比如她走进那些办公室央求别人给她盖章的情景我就没有办法看到。

现在我已经知道当年知青返城的狂潮是怎样如滔天洪水席卷着中国的城乡，知道那些被以革命的名义放逐到偏远山寨贫穷乡村的年轻人以怎样的意志为返城艰苦奋斗，比如当年云南百万知青集体绝食，可惊天地，亦可泣鬼神。知青们为返城给那些握有权力的人送礼，送当年流行的各种礼物：自行车、手表、收音机等等。女知青们会送上自己的身体，换取她们返城的通行证。

那几天我虽然紧跟着姐姐，看着她进出乡村各级政府机关，但是姐姐究竟怎样获得返城的证明，我其实是难以知晓的。姐姐是一个寡言的女子，很多事情都会埋在她的心里。我能知道的是，最后姐姐带着盖满公章的病退通知回到家里，她不用再去插队，不用再以柔弱之身参加繁重的田间劳动。回到家来，也去除了父母亲牵挂她的心病。回到家来的姐姐，一时还没有工作可安置，就那样赋闲在家。我也还没有去上学。我记得那时候是假期，矿区子弟小学无限漫长地放着暑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