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姐姐是看着父亲睡觉起来，看着他下地用水盆打水洗脸，用香皂在脸上涂满皂沫，然后用刮胡刀刮去了两鬓的髭须。父亲对着镜子做着这一切。我们还听到了他吹口哨的声音。显然父亲的心情很好，至少是很轻松，很快活。他泼掉了脸盆里的水，走回屋里。然后拎着一件蓝色的卡其布上衣出门，他站在院子里用笤帚掸去衣服上的尘土。我们都知道那是父亲最心爱的一件衣服，他只在过节的时候才舍得穿它。父亲穿好卡其布上衣，还在衣服的上衣口袋别了一支钢笔，那也是他最喜爱的钢笔。我们就这样看着父亲走出家门，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街口。

那时候，忧愁像秋阳一样照耀到我们的身上。

夜晚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放松警惕。有一天晚上睡觉，我被姐姐推醒，她说你听。

于是我听到院子里的响动。我们用来晾衣服的铁丝绳被人触碰时发出金属的嘶鸣声。

晾衣服的铁丝连接着屋里和屋外的两个门框，它悬在半空，与门头齐高，铁丝能发出声音一定是因为有人触碰到了它。那个人显然是父亲，只有父亲的身高能够到它。

我们知道在夜静更深的时刻，父亲攀上门庭，越墙而出。

他没有打开门锁，开门出去，而是翻越门庭，越墙而出，我们猜想他是要保持自己在家里睡觉的假象，事实上他离家而去，到了哪里我们都无法知晓。姐姐说父亲一定是去了那个野女人那里。

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隐匿起来的他者。这个他者是女人，她是我们家庭结构之外的一个女人。我们不知道她的企图，但是因为她在暗处，不被我们所见，所以我们更多地揣测她是不怀好意的。因为她使父亲变得诡谲、怪异，她还使父亲变得虚假和善于乔装，包括撒谎。我们认为这些都是人的恶行。但是我们无能为力。作为生活在成人世界之外的孩子，我们对父亲背叛的举动束手无策，只知道我们的家庭像一艘行在水中的大船，在某种时刻因为被暗中侵略而出现了裂隙。

它开始沉没。我们像破损船只的家庭开始在水中沉没。这是我们想象的情景。

在电影院里看到父亲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能再沉默，觉得必须要有所行动。

在电影院看到父亲我吓了一跳。我见到他的时候总是很紧张，我并不知道为什么。

我躲在人群里，不让父亲发现我。我看着他走进电影院，他的手里拿着两张电影票。

因为紧张我甚至没敢去看他身边的人。但我确信我是看到了父亲。我逃也似的离开人群。

我找到姐姐说我看见爸爸了。姐姐也吓了一跳。她开始犹豫我们要不要再走进电影院。

电影院那时候在轮番上演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看一场电影票价是五毛钱，在白天的时候，姐姐会带我来看电影。在电影院我们会暂时忘记母亲嘱咐我们的事情，姐姐买来炒熟的葵花子，我们就在买到的位置上看电影，从电影院后部开出的矩形的孔射出电影机投射出来的光束，舞台上遮幅的白色的银幕上演着那些廉价的电影。我和姐姐边吃瓜子，边看电影。很多人和我们一样，边吃瓜子边看电影。以至于我在恍然间听到最强劲的声音不是来自电影，而是来自人们嘴巴嗑瓜子的声音。每到电影散场时，电影院的地面上就积着厚厚的瓜子皮，脚踩上去就像踩在地毯上。但是那天，姐姐说咱们不去看电影了，回家吧。她带着我往家里走，我看见姐姐的表情有些恍惚。我们都没有看到父亲在跟谁看电影，但肯定不是母亲，因为那个时刻，母亲正在矿井里劳作。那时我们无端地觉得母亲受到了伤害。

我们决定跟母亲通报所看到的情况。

母亲安静地听完了我们的情况汇报。她从随身带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用火柴点燃。

白色的烟雾从母亲的嘴里和鼻腔出来，但是只吸了两口，母亲就把烟摁灭了。

在她摁灭香烟的时候，一个决定也在她心里形成了。

作为一个精明强干的女人，母亲携带着她的满身正气。

她下井，钻到黑咕隆咚的矿井里工作，这是为了养家糊口。这个责任本来是父亲的责任，但是她为了家庭生活得更宽裕分担了父亲的责任，赚钱养家。然而在她分担了父亲的责任之后，肩上除去了压力的父亲却心猿意马，开辟了另外的战线。这是母亲不能接受，也无法容忍的。

就在这一天，母亲对父亲实施了她的精确打击。她在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之后发动了她的攻势。

那天，母亲没有去矿井工作，也没有让父亲出去工作。她把门反锁起来，把她和父亲关在门里，把我和姐姐关在门外。我们都知道大事不好，预感到一场残酷的风暴将要降临。我们深感不安和惊惧，但是母亲不允许我们在场，她也不去管我们在那一天的生活，比如温饱。所有这些都被她置之度外。我们只是透过玻璃窗依稀看得到屋里的情景。那是一场爆发于家庭的战争。

道义的力量，这是我现在想到的词语。我觉得当年母亲发动家庭战争的时候，她是拥有这个力量的。母亲不是哀求父亲清理他婚姻之外的男女关系，整肃他的情感，母亲是直接命令父亲这么做，她直接告诉父亲这么做必然出现的结果，那就是他仍然可以拥有这个家庭，拥有他的女人和儿女；如果父亲不能清理和整肃他的情感和婚外的男女关系，必然的结果就是他失去这个家庭，失去他的女人和儿女。还有就是他将把自己置于与这个家庭敌对的立场上，那样会遭受到母亲严厉而冷酷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