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街、批判、监禁、行刑是我在少年时代看见的四种情形。

它们贯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题记

游街是我在少年时代看到的最为惊骇的事情。

我看见的游街有两种，一为步行。在矿区，被游街的人或是被揪出来的反革命，或是被清查出来的地主、富农、封建把头。那些人脖子上悬挂一个大铁牌，牌子上用油漆写着姓名以及罪名。名字多半被打着叉，罪名则用变形的汉字排列着。被游街的那些人低垂着头走路，前边有人鸣锣开道，后边有人击鼓壮行，中间有人高举手臂，高呼口号。一干人浩浩荡荡在街市中穿过，所到之处，围观者众。还有一种游街是由解放牌大卡车拉着，游街的那位被五花大绑捆着，衣领后高高地插着一个箭牌，上写“反革命分子XXX”。后边有警察押着，一干人坐卡车出行，除了押解的警察，卡车车顶还架设着机枪，民兵守着机枪，高音大喇叭绑在卡车车顶，队伍所到之处，口号高呼，阵势显然威风许多。

那时，我只以为游街是矿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知道那也是中国城乡生活的一部分。

苏建国就是我在那时见到的。他被卡车拉着，被人押着游街，他的罪名是反革命。我经常能看见他，后衣领上高高地插着一个箭牌，上写“反革命分子苏建国”，名字被打着红叉，书写着罪名的汉字被变形排列着。他的双臂被反剪，用麻绳五花大绑捆着，后边有一名挎着冲锋枪的民兵站着。载着他们的卡车在马路缓慢移动。在卡车行进的时候，有人拿着高音喇叭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苏建国”。卡车上的苏建国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被人摁着头站在那里任由示众。

当卡车缓慢地在街上行进的时候，我看见李润琴，她在人群里跟着卡车，卡车走到哪儿，李润琴跟到哪儿。她的神色是安静的，甚至是死寂的，她几乎是飘忽着身形游走在游街的卡车后。我觉得在她的眼中，除了苏建国，那些围观者和荷枪实弹者是不存在的。

苏建国是李润琴的对象。我听妈说，苏建国是活不了的，他犯的是死罪。那时候，在街头经常会贴出宣判死刑犯的告示，告示白纸黑字，印着名字，一二三列举着条条罪状。告示上会详细标明处决的时间，地点。看到这样的告示我的感觉是又惊骇，又激动。在那些告示上，我看见过苏建国的名字，他的罪名和他衣领上插的箭牌一样，是反革命。告示上列举着他的罪行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我知道在那个时候，这是一宗大罪。

现在看来，“革命”、“支持革命”或者“反对革命”，只是人对“革命”的三种态度和立场。崇拜领袖、颂扬领袖、反对乃至批评领袖也是一个社会的常态。但在四十年前，这是区隔敌我营垒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标准，一个不容置疑的尺度。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敌我营垒斗争的原则，对这个原则的残酷性的认识是在我渐渐长大之后。

在我的家乡，现在的李润琴是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只会痴笑的傻女人。但是从前的李润琴是一个超群脱俗的美丽女子。美丽的女子那时候有一个标准，就是李铁梅。我觉得李润琴很像是李铁梅。

那时候，能看到的电影就是《红灯记》之类，因为没有比较，就认为《红灯记》是最好的。李玉和身穿铁路服，头戴大檐帽，提着一盏号志灯，双目炯炯，英气勃发的造型在那个时代是英雄的典范。而李铁梅缀着碎花的红花袄和她的一条及臀的大长麻花辫就是一个美女的全部。在矿区广场放映露天电影的时候，每次有《红灯记》我都不会落掉，我可以从银幕的正面看，也可以从反面看，对李玉和的英雄形象和李铁梅的美丽形容我几乎是烂熟于心。所以，看到李润琴的时候我就认定她就是李铁梅。

实际上能见到李润琴的时候很少，其时她是在一个叫西村的地方插队，西村离大同有120公里的路程，她要隔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她回来的时候，就是节日，很多人都高兴。除了她的父母就是我们这些孩子。

我高兴见到李润琴，是因为她的美，她的又大又亮的眼睛，她的又长又黑的大辫子，那都是我想要看到的。每次她从西村回家，为了能够见到她，我会等在巷口。这是我的心机，有时候就会得逞。看见她提着暖瓶出来到巷口的锅炉房打开水，或者到街边的供销社去买什么东西。那时候我就会很花工夫地看她。站在一个相对偏远她不易察觉的地方，我就很仔细地从她的背后看她，从头发看下去，看到她的手指，我很享受她的美感。在我看来，李润琴的身上聚集了一个成年女子应该具有的全部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