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很为她担心，比如我莫名地猜想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男人相配，她迟早会有一个男人的，但想来想去，我觉得没有男人能够跟她的美匹配。我自己也不行。那时候我只有12岁，在1976年，我还只是一个没有发育开的孩子。虽然很喜欢她，但是内心自卑，不会因为喜欢就把自己跟她扯到一起。我只是暗中喜欢她，这种喜欢是一个男孩子与美的初次相遇，与一个美丽的女性初次相遇，那是一段美妙的旅程。

李润琴是红卫兵我是知道的。在她下乡插队之前，她每天出入街巷就是一身绿军装，腰上扎着皮带，臂上缠着红袖标。她最常带在身边的就是毛主席的语录本。就像后来我听到过的相声演员姜昆说过的一段相声，那时候，人们上街、见面、买东西、甚至吵嘴之前都会先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一个人要照相，走进照相馆要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同志，为了一个革命的目标走到一起来。背诵的时候人的神情十分庄重，仿佛毛主席就在身边，谁都不会怀疑他的严重性和严肃性。

那时候还小，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被动地跟着大人们。比如上街集会，打着灯笼或者小纸旗去游行，欢呼党的一个决议的颁布，欢庆党的一个会议的召开。这样的事情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候是在白天，有时候是在深夜，只要一有号召，我们就得赶紧行动，表现出积极的姿态。所谓我们，是指我和妈。当时妈是街道居委会主任，很多事情就是由妈向人家传达的。而在我的记忆中，自从我在1964年出生，我就已经看见和感受到妈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红色分子所经历的红色风暴了。变化的是我，从襁褓里，到妈的怀抱中，再到她的后背上，到能从她的后背下来，被她牵着手，最后到我能脱离牵手，自己行走，我觉得我的成长就一直是在红色风暴中的成长。而我的生长之地，是远离毛主席，远离北京，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矿区。

那时候不知道还会有别样的生活。以为每天念毛主席语录，为最高指示上街游行欢庆，给揪出来的黑五类开批判大会就是生活的全部。

还有那时候以为没有粮食，没有副食，吃父亲从山上挖回来的野菜和从榆树上剥下来的拌着酱油的榆皮就是本来的生活。

我知道李润琴到了西村插队以后当上了播音员。那是妈告诉我的。播音员很厉害。在大喇叭里，我已经见识过男女播音员在播送各种消息时候的铿锵和雄壮之声，虽然我知道播音员只是在传达某种自上而下的声音，但是在我看来那仍然是无上光荣和无上显赫的职业。在我尝试着跟李润琴说话之前，我的心不住地狂跳。我见到李润琴，会有一种畏惧，那是对美的畏惧。我并没有想入非非。但是我在见到她的时候，仍然感到惊慌和心跳。这没有办法。显然李润琴没有理会过我，她在巷口看见我，微笑一下，如同一道光影倏然而逝。她不知道我在这里的漫长守候，战战兢兢的等待。在她看来，我就是一个小屁孩儿。

不知道为什么，我固执地认为李润琴是个幸福的女人。与其说这是一个判断，不如说是一种期望，或者说祈愿。但是生活告诉我，我的愿望就是水中月，镜中花。

令我吃惊的是，有一天我听到了李润琴家里传出来的女人的哭号声。我的家和润琴的家就是一墙之隔。有时候两边的房屋有人说话的时候都能听见。要是放大的悲声听起来更是震响。

那一天我听说润琴出事了，她在西村的男朋友被警察以“反革命”的罪名逮捕了。李润琴的男朋友是从北京到西村来插队的知青，据说他是利用休假的时间去了北京，他参加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他把写好的诗歌贴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一侧，还抄录了别人写的诗歌。他的那个笔记本被人发现后上报给党组织。李润琴的家里吵翻了天。她的父亲、母亲、弟弟都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中。那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是非同小可的。

一个家庭如果出现一个反革命，他的家庭成员就会受到株连。首先政治上不再被信任，其次是生活中被另眼相待。这些是我从润琴和她的男友身上看到的。

苏建国会被拉到矿区来游街。现在看起来当年策划和操作罪犯游街示众的人是极具创意和能量的一个人，为了扩大游街示众的影响力，被集中起来游街的这些犯人可以走遍城乡。因为李润琴跟苏建国的关系，李润琴被从广播员的岗位上开除，遣返回家。苏建国被押解着游街所到达的区域就增加了李润琴家所在的矿区。那段时间，只要听到大喇叭游街的广播，我就往外跑，跑出街总能看见载着苏建国的大解放牌卡车。